位於渝中區中山一路162號的中蘇文協舊址。記者 解小溪 攝\視覺重慶

9月17日，重慶大劇院大劇場，柴可夫斯基交響樂團音樂會現場。（本報資料圖片） 記者 鄭宇 攝/視覺重慶

10月18日，外交部公布《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務實合作項目清單》，“重慶市人民政府與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開展音樂教育合作”位列其中。

此前不久，重慶市政府與俄羅斯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建重慶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聯合培養高層次音樂人才。

音樂，加深了兩地的聯系，也推動了交流與合作。

事實上，早在80多年前的抗日戰爭時期，重慶便與蘇聯在音樂方面開展交流、合作，為中華兒女奮勇抗敵提供了寶貴的精神食糧，深刻影響了中國音樂和中國音樂教育事業的發展，也助推中國音樂和中國音樂家走向世界舞台。

這樣深厚的友誼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又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連日來，重慶日報記者採訪了重慶有關專家學者，還原了一段段鮮為人知又令人難忘的崢嶸歲月。

戰時交流 每周都有專機飛抵重慶，不僅帶來物資，還有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創作的樂譜

9月17日晚，柴可夫斯基交響樂團音樂會在重慶大劇院奏響。現場，這支世界知名樂團深情演繹了柴可夫斯基第四交響曲和第五交響曲。熱情如火的快板、電閃雷鳴般的和弦，震撼人心的音樂與劇場旁奔流跌宕的長江交相輝映，煥發出奪目的光彩。

“這樣激蕩人心的場景在80多年前便已上演，特別是在抗戰時期，中蘇在音樂文化方面的交流十分緊密。”提起這段歷史，重慶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教授吳婧瑀如數家珍。

抗戰時期，延安、重慶、上海、哈爾濱是蘇聯音樂在中國的主要傳播地區。當時，以哈爾濱、上海為主的淪陷區內有大量俄僑聚居，他們在那裡創作、表演，開展音樂教育。以延安為中心的根據地，則以演唱（奏）蘇聯歌曲為特點，具有強大的組織性和鼓勵性。1937年11月底，國民政府西遷重慶。1938年，蘇聯駐中國大使館遷到重慶。同時，有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后改為“文工會”）的引導，蘇聯音樂文化在戰時重慶通過廣播、電影、音樂會、書信等途徑得到廣泛傳播。

吳婧瑀在俄羅斯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查閱過俄羅斯國家文學藝術檔案館裡的珍貴檔案。近年來，她在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周勇教授指導下，從事兩國音樂交流發展課題的博士后研究，在國內相關檔案館又查閱到許多第一手史料。

《中蘇文化》是中蘇文化協會的機關刊物，也是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主張的重要輿論陣地，1937年遷到重慶后，刊載了大量與蘇聯音樂相關的文論和樂譜。

在重慶創辦的《新音樂》月刊雜志，發行量突破了3萬份，除了介紹世界進步歌曲與音樂譯文，還刊登了大量由莫斯科國立音樂院研究組合著的《和聲學教程》。

當時的《新華日報》刊登了大量與蘇聯音樂有關的消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便是其重點關注對象。1942年，《新華日報》將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七交響曲》（又名《列寧格勒交響曲》）隆重介紹給重慶讀者，並將之稱為《抗戰交響曲》，極大地激勵了中國人民抗戰的決心。

廣播也積極推動雙方交流。據稱，兩國音樂廣播交流集中在1940—1941年間。重慶的報紙常常提前一天以上對將要播出的樂曲進行預告。蘇聯對華音樂廣播多從晚上7點開始，每次選取十幾首作品，演出人員多為專業水准較高的歌舞團或樂團演員，例如人民管弦樂隊、著名人民藝術家歌唱家巴爾索娃等。

“當年，兩國的音樂家還是‘網友’。”吳婧瑀說。1940年，中蘇文化協會發起中國人民向蘇聯民眾寫信運動，國內音樂家與蘇聯音樂家進行了頻繁的書信往來，他們交流心得、互贈樂譜和音樂書籍。

例如，著名音樂家馬思聰將自己的作品通過蘇聯駐華大使轉交給蘇聯對外文化協會。作為答復，作曲家馬良·郭凡爾在回信中也奉上了自己所作的合唱曲《愛美亮布加屆夫》，以及以民間故事為劇本的童歌劇等音樂作品。

據記載，為了給在重慶的蘇聯外交人員提供物資，蘇聯每周都有專機飛抵重慶，同機抵達的，還有格林卡、裡姆斯基·科薩科夫、柴可夫斯基、普羅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維奇等作曲家們創作的樂譜。

“通過這些交流，不僅提高了中國民眾的音樂文化水平，更是激勵了中國人民抗戰的勇氣，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吳婧瑀稱，廣大的人民群眾被發動起來，成為音樂的參與者和創造者，抗戰重慶的“千人大合唱”“萬人大合唱”便是生動寫照。

影響深遠 逐步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化大眾化音樂道路

“這些蘇聯音樂也為中國新音樂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吳婧瑀稱，蘇聯現實主義音樂創作觀深深地影響了當時中國的音樂創作者。他們以中國文化立場及當時的中國音樂發展水平為基礎，對新音樂的發展進行反思，並逐步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化、大眾化音樂道路。

例如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軍民進行曲》、馬可的《南泥灣》《陝北組曲》《白毛女》、任光的《洪波曲》、黃源洛的《苗家月》、馬思聰的《西藏音詩》、陳田鶴的《血債》等。

這種文藝創作觀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中提出，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

中國作曲家通過這種方式增強了民族自信與文化自信，並嘗試跳出“西方模式”，進而尋求本民族的音樂發展道路。抗戰時期，重慶的國立音樂院專門成立了“民歌”收集小組，《掀起你的蓋頭來》《在那遙遠的地方》《康定情歌》《繡荷包》《半個月亮爬上來》等膾炙人口的民歌作品，就是在重慶整理推出，並流傳至今。

雙向互動 《義勇軍進行曲》《流亡曲》最受蘇聯民眾歡迎

10月6日，重慶市渝中區李子壩輕軌穿樓網紅景點人山人海。穿過喧囂的人群，沿著不遠處的一條蜿蜒車道上行，路邊有一棟小樓。這個地方曾經有一個顯赫的名字——“嘉陵賓館”。

“抗戰時期，海明威來華歡迎宴就在此舉行。這裡不僅是比利時、丹麥等10多個國家使館的駐地，也是美國軍事代表團、波蘭軍事代表團等國際機構的駐地。可以說它是中國與蘇聯文化交流最好的歷史見証者。”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研究館員黃曉東說。

1940年3月，中蘇文化協會第一次對蘇廣播招待會在嘉陵賓館大禮堂舉行，蘇聯及各國駐華大使、外交友人、中國軍政要員以及文藝界名流現場聆聽了由勵志社的管弦樂隊和歌詠團帶來的音樂會。同時，馬思聰創作的小提琴作品《搖籃曲》《狂想曲》、賀綠汀的《搖籃曲》、中國民族樂器二胡作品《月夜》、男聲合唱作品《游擊隊歌》《旗正飄飄》《巷戰歌》、獨唱作品《滿江紅》以及管弦樂作品《舞曲》《思鄉曲》等代表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偉大力量的聲樂作品，也通過在重慶的中國國際電台向蘇聯及全世界播放。

“抗戰時期的重慶，中蘇音樂文化交流呈現雙向互動的特點，對蘇廣播招待會只是一個案例。”吳婧瑀稱。

1940年9月，中蘇文化協會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開辦《對蘇音樂廣播節目》，每周1次，中蘇之間形成了穩定的音樂交流周期。

1940年，廣播大廈音樂組（原名：中央廣播電台音樂組國樂隊）與莫斯科交響樂團共同參與交換節目廣播音樂會，演奏了《嘉興樂鑼鼓》《閑居吟》《侯門彈鋏》《高山》《流水》等國樂作品。

冼星海的弟子、著名文藝家莎萊所創作的歌曲《紡棉花》傳播到蘇聯，被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作為“中國民歌”選入其聲樂教材。

“與此同時，中國音樂也因其深厚底蘊與精神力量吸引了蘇聯音樂家的關注，他們對中國的神話傳說、歷史故事、詩詞、戲曲、民歌、民間藝術等進行深入研究，並將所得用在了自己的音樂創作中。”吳婧瑀說。

例如，中國抗戰歌曲在蘇聯出版，蘇聯音樂家在國家兒童劇院劇目中編寫了插曲《中國抗戰之歌》，格裡埃爾創作了芭蕾舞劇《紅罌粟花》等。

1939年，蘇聯歌曲家克利曼蒂克基馬利夫將15首中國抗戰歌曲編譯成樂譜，多首被制成唱片，其中《義勇軍即興曲》《流亡曲》最受蘇聯民眾歡迎。

專家觀點>>>

通過音樂交流與合作 提升重慶影響力、凝聚力、競爭力

“抗戰時期，重慶與蘇聯結下不解之緣﹔當下，重慶市政府與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開展音樂教育合作更具有時代意義。”11月13日，重慶史研究會會長周勇教授接受重慶日報記者採訪時這樣說道。

周勇稱，抗戰時期，重慶是中國大后方抗戰文化的高地。其中，抗戰大后方音樂歷史更是中國音樂歷史的重要階段。2008年起，重慶實施了“重慶中國抗戰大后方歷史文化研究和建設工程”，工程辦公室委托時任重慶師范大學音樂學院院長的張禮慧作為首席專家，擔綱研究“抗戰大后方音樂”，出版了《抗戰大后方歌曲音樂研究》一書。之后，以重慶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教授吳婧瑀為代表的年輕學者，將抗戰時期中蘇音樂交流合作作為重點研究方向之一，豐富了抗戰大后方音樂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開辟出一片新天地。

“中華民族和俄羅斯民族，都是偉大的民族，兩個民族的音樂則是其偉大的一個標志。抗日戰爭時期兩國音樂家開展交流、合作，推動兩國音樂事業持續發展，並創造出偉大作品的歷史時期。”周勇說。

“今天，中俄是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重慶開展中俄音樂文化交流合作的歷史研究，與俄羅斯開展音樂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尤其是音樂人才的培養教育，這有利於建構、豐富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內涵，有利於培養和推動更多年輕人才傳承經典文化藝術，投入到中俄友好交流活動中，尋找兩個國家文化交流、融合的可持續發展之路，也更有利於提升重慶這座城市的影響力、凝聚力，以及在世界上的競爭力，進而為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學術貢獻。”周勇說。

史海鉤沉>>>

冼星海曾在蘇聯修訂《黃河大合唱》

“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這首大家熟知的《保衛黃河》是冼星海作曲的《黃河大合唱》中的一個樂章，它是中國抗戰音樂的代表作品。然而，你知道嗎，《黃河大合唱》共有4個版本，其中一個版本是作曲家在蘇聯完成的。

日前，重慶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副教授吳婧瑀講述了這段歷史。

1939年2月，冼星海到醫院探望老友光未然，二人一拍即合，決定合作完成一首大型音樂作品。於是，光未然就把《黃河大合唱》的歌詞交接給冼星海。短短6天，冼星海就完成了《黃河大合唱》全部曲調的創作。

1940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派遣袁牧之前往蘇聯完成電影《延安與八路軍》的后期制作，冼星海作為影片的配樂作曲家同行，他計劃在蘇聯為《黃河大合唱》灌制唱片。

在莫斯科，冼星海修訂了《黃河大合唱》。遺憾的是，蘇聯衛國戰爭的爆發，讓冼星海沒有來得及將修訂譜灌制為唱片就開始了流亡。他本人也在戰亂中重病纏身，不幸離世。

1946年秋，蘇聯大使館將一隻裝有冼星海樂譜手稿的皮箱送還中國，裡面就裝有《民族解放交響樂》《黃河大合唱》總譜等。

此后，冼星海的學生李煥之對《黃河大合唱》進行了整理。上世紀70年代，中央樂團創作組對《黃河大合唱》進行了修訂。

蘇聯音樂家為《義勇軍進行曲》配器

蘇聯音樂家阿甫夏洛穆夫對中國傳統音樂十分著迷。家裡書桌上擺放著笙、簫、鼓、笛、嗩吶等中國樂器，牆上以京劇蟒袍戲裝、中國繪畫做裝飾，使用印有“壽”字樣的碗蓋茶具招待客人。早在1923年，他就以中國神話為題材，創作了英文歌劇《觀音》。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發行於1935年5月，是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

那年4月，聶耳帶著《義勇軍進行曲》初稿前往日本並進行修改。去日本前，聶耳把《風雲兒女》的配樂工作交給了賀綠汀。賀綠汀找到阿甫夏洛穆夫，請其幫忙為《義勇軍進行曲》配器。

當年5月9日，上海百代電影公司為《義勇軍進行曲》錄制唱片，由袁牧之、顧夢鶴等人演唱。唱片上寫著：“由夏亞夫（阿甫夏洛穆夫的曾用名）配器”，第一張《義勇軍進行曲》的唱片就這樣誕生了。

“現在《義勇軍進行曲》的總譜中，不少借鑒了阿甫夏洛穆夫的版本。”吳婧瑀說。

（本版稿件由本報記者匡麗娜採寫）

視頻《從抗戰大后方開始的音樂情緣 光影存憶》 掃一掃 就看到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