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珍藏的國家一級文物“土城戰役紅軍手跡”。（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供圖）

“您父親后來回過老家沒有？”

“他是怎麼到溫水鎮的？原先不是在江津洪海嗎？”

“知不知道其他6位紅軍戰士的下落？”

……

1月20日中午，貴州遵義，天氣濕冷。遵義會議紀念館附近一個房間裡，來自重慶的學者們剛剛抵達，便圍住一位79歲的老人頻頻提問，老人家則一一作答。

這位老人名叫吳炳銀，是紅軍戰士吳貞和的長子。提問的學者中，有重慶史研究會名譽會長周勇教授、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研究部主任艾智科研究館員等。

原來，他們正在深入研究三峽博物館珍藏的國家一級文物“土城戰役紅軍手跡”，其中記錄了包括吳貞和在內的7位紅軍戰士在重慶江津四面山洪海養傷的經歷。

重慶日報曾在2018年8月23日的“重走信仰之路 傳承紅色基因”報道中，對這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作過深度報道。

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出發90周年、土城戰役89周年，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刻踏上這個歷史事件發生地，尋訪紅軍印記，採訪紅軍后人，對完善這份手跡的証據鏈，形成進一步的研究思路，極具意義和價值。

1月20日，專家們與吳炳銀（左一）交流。記者 趙迎昭 攝/視覺重慶

身負重傷來到四面山養傷

“父親被一顆子彈擊中左下腹，頓時血流如注”

悠悠赤水河，巍巍青杠坡。

1月21日下午，空中下起小雨。由重慶史研究會和三峽博物館組織的20余名專家學者，來到位於遵義市習水縣土城鎮的青杠坡紅軍烈士陵園，敬獻花圈，祭奠英烈。

陵園裡，19.35米高的青杠坡紅軍烈士紀念碑矗立於青杠坡制高點——銀盤頂。人們的思緒回到1935年1月28日。

1935年1月15—17日，遵義會議召開，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土城戰役，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親自指揮的第一戰，是促成毛澤東指揮四渡赤水的轉折之戰，更是中央紅軍從失敗走向勝利的轉折點。”周勇說。

《中國共產黨貴州歷史第一卷（1921—1949）》對土城戰役有如下記載：“（1935年1月）28日，紅三軍團與紅五軍團在土城青杠坡一帶與川敵交鋒，敵人據險頑抗，戰斗異常激烈，雙方都有較大傷亡，形成對峙局面。”

吳貞和就是在青杠坡戰斗中負傷的。“父親被一顆子彈擊中左下腹，頓時血流如注，昏了過去。戰友們趕緊把他救下火線。”吳炳銀說。

吳貞和與另外6名戰友在組織安排下，從貴州習水土城鎮輾轉來到如今的江津四面山養傷，得到了鄉民唐樹田父子的精心照料。

兩個多月后，6位傷愈戰士返回部隊，傷情最重的吳貞和留在唐家繼續養傷。后來，吳貞和來到習水縣溫水鎮婁底村，以小生意維生並養育了7個孩子。

“雖然沒有完成長征，但父親的信念一直沒變。當年他參加紅軍，遠走他鄉，就是想為老百姓謀幸福。他一直教育我們，不要增加國家的負擔，要把黨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前面。”吳炳銀說，他至今還記得，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家中老屋十分破舊，“公社書記找到我父親，說您是老紅軍，政府准備幫您修房子。我父親婉言謝絕。他說，很多人住房都困難，我不能搞特殊，於是就一直住在破舊的房子裡，直到1975年去世。”

有生之年，吳貞和都沒能回到老家——江西省會昌縣庄口鎮大陂村。除了未能歸鄉，吳貞和還有一大遺憾，就是后來沒能再見救命恩人唐樹田一家一面。“父親臨終前還說，唐家人是好人，要我一定要找到他們，感謝他們。”說這話時，吳炳銀眼中含淚。

在唐家養傷得到悉心照料

“唐父子給我們送來白酒、豬腿、湯元、白豆腐”

2005年盛夏的一天，吳炳銀接到了媒體記者的一個電話。“江津四面山一農戶家中發現了紅軍手跡，有您父親寫下的字條。”

這是一張一直收藏在唐樹田家中的字條，由80多年前的某位紅軍戰士用毛筆蘸著鬆煙，在粗糙的皮紙上寫成，共900余字。字條后面還有一張附頁，上書：“吳貞和地址：溫水區五保一甲 小地名婁底新店子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中秋”。該字條於2005年由唐樹田的兒子唐安華捐贈給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被稱為“土城戰役紅軍手跡”，經過相關專家的鑒定，被評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周勇說，這是重慶境內發現的有關土城戰役的唯一原始資料，彌足珍貴。

不久后，吳炳銀收到了這張附頁的傳真。“附頁上父親的字跡和住家的地址都是對的。”吳炳銀確認這張附頁是父親親筆寫下的，便帶著家人，拎著精心准備的紀念品，來到重慶江津四面山，見到了父親生前心心念念的救命恩人。

那時，唐樹田已經去世，當年8歲的唐樹田的兒子唐安華也已兩鬢斑白。吳炳銀緊緊握著唐安華的手，淚水不禁模糊了雙眼。

據字條記載，7位在土城戰役中受傷的紅軍戰士先被轉移到習水縣溫水鎮治傷，后又在如今的習水縣大坡鎮飛鴿村陶炳興家短暫停留，最后落腳於江津四面山洪海唐樹田家養傷。

在唐樹田家養傷的60多天裡，唐家父子悉心照料他們，請醫術高超的周和尚給他們治傷，春節時還給他們送去佳肴。字條中提到：“唐父子給我們送來白酒、豬腿、湯元（即湯圓）、白豆腐……”

“到四月五日，大多數同志傷也治好，組織決定返回部隊。隻有吳貞和同志傷還未好，組織決定把他留下醫治。”字條中寫道。

“父親一直沒有忘記救命恩人，1943年的中秋節，他翻山越嶺來到四面山，看望唐家人。當時，唐家大人出去勞動了，父親隻好寫下地址，交給唐安華，希望之后取得聯系。”

由於唐家人不識字，加之交通不便、信息不暢，直到吳貞和1975年去世，他也沒能和唐家人再見上一面。

依依惜別寫下初心見証

“凌晨分別走時，大家都掉淚哭了”

紅軍在沿途百姓的傾力相助下，走完了艱苦卓絕的漫漫征途，一路上留下不少軍民魚水情深的故事，這張珍貴的字條就是一份見証。

“我們七人歷時六十多天，唐老人一文錢都不要……四月五日晚，在唐老人家中，組織上請了陶炳興老人來，共同吃飯吃酒，凌晨分別走時，大家都掉淚哭了。吃酒時，我們七名戰士都說，一定回來看望唐、陶二位老人。”紅軍傷愈歸隊之際，軍民揮淚告別，字條詳細記錄了這一感人的場面。

“那時，收留紅軍如被國民黨發現，是要殺頭的。”吳炳銀激動地說，“唐家人收留7位紅軍60多天，負責他們的吃、住、醫，且分文不取，他們要頂著多大的風險，付出了多少艱辛和努力啊！”

紅軍戰士對百姓冒死收留、悉心救護無以回報，才寫下這張字條，作為革命成功后回報人民的見証。

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在遠離組織的情況下，紅軍傷員自動成立黨小組。字條中記載：“七名戰士有四個黨員，成立黨小組，廖永江任組長。”這表明，即使在當時極其艱苦的環境中，哪怕只是臨時組成的養傷集體，紅軍戰士們也時刻不忘建立基層黨組織，保持黨組織的完整和戰斗性。

這件文物被發現以來，周勇一直關注並對此進行了持續研究，寫過專題論文。他表示：“此次遵義之行，完善了這件文物真實性的証據鏈，証實了這是一件在中國革命史上真實發生過的感人至深的故事。”因此，他建議將這件文物重新定名為《中央紅軍証明書》。

明年是土城戰役90周年、四渡赤水90周年。周勇期待，這張字條能夠回到故事的發生地，向社會公開展出。他更希望把這項研究繼續進行下去，尤其要找到其他6位紅軍傷員的下落，完成這個故事最后的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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