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白農場的高粱熟了，收割機正在作業。（資料圖片）（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訪者提供）

酉陽縣苦蕎種植基地。

潼南區桂林街道八角村蠶豆基地，專家正在測產。記者 栗園園 攝/視覺重慶

核心提示

雜糧是指除了水稻、玉米、小麥等主糧作物外的其他糧谷類作物，包括高粱、蕎麥、蠶豆、小米等，種類多、營養豐富，是居民日常飲食的重要補充，同時也事關糧食生產。

受山地地形制約，重慶雜糧分布散、面積小，近年來總種植面積維持在180萬畝左右，雖每年略有增加，但體量仍不夠大。

機械化水平低、加工鏈條短、單產不高，是重慶雜糧發展面臨的三大“攔路虎”。

在“饅頭山、巴掌田、雞窩地”的耕作條件下，重慶如何讓“小雜糧”長成“大產業”？

近期，重慶日報記者走訪江津、酉陽等地，採訪市、區（縣）農技專家，總結我市各地在發展高粱、苦蕎、蠶豆過程中的經驗，探討如何做強雜糧產業。

一粒苦蕎的“七十二變”

7月17日，中午12時許，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土家金蕎面館，僅有5張桌子的小店裡，有4張桌子坐滿了。

作為一家開業僅數月的面館，食客們無一不是沖著店裡特色苦蕎面而來。加了各種臊子的苦蕎面端上桌，店員又陸續端上苦蕎茶、苦蕎餅干、苦蕎沙琪瑪等小吃，給好奇的客人試吃。

酉陽素有種植苦蕎的歷史，當地人也有吃苦蕎制品的習慣，大家最熟悉的莫過於苦蕎酒了，而用苦蕎制成的鮮面，很少有人知道。

“用苦蕎釀酒是我父親的首創，苦蕎鮮面則是我的首創，這幾年我還開發了苦蕎餅干、苦蕎干面、苦蕎沙琪瑪等食品，就是為了把我們酉陽的苦蕎產業發展好。”面館老板、簡小蕎（重慶）農業有限公司負責人簡赤瓊說。

“玉米收割后，把苦蕎種子往地裡一撒，兩個多月就能收了，期間施一次肥就行，很省事。”簡赤瓊生於有著“苦蕎之鄉”美譽的酉陽后坪鄉，她從小就熟知苦蕎的種收節律。“我父親是個愛琢磨的人，用苦蕎釀酒，這種酒比苞谷酒溫和一些，帶著苦蕎香和些許苦澀的口感，很受我們當地人喜歡。”

簡家苦蕎酒的釀造成功，引得當地酒坊紛紛效仿，酉陽的苦蕎也從零星種植逐漸走向規模化。

“近年來，縣裡引入西南大學、農廣校等專家的力量幫助苦蕎產業發展，不僅選育了新品種，專家們還建議我進一步豐富加工產品品類。”在一次去四川西昌的考察中，簡赤瓊第一次看到苦蕎沙琪瑪這一產品，就此打開了想象力，腦子裡瞬間蹦出來的產品就是苦蕎面條。

新品開發不易。“不僅是在面粉裡摻入苦蕎粉這麼簡單，這樣面條根本無法成型，一煮就斷了，口感也不行。”簡赤瓊說，此后，經過一年多的比例調試，她才終於掌握了苦蕎干面條的制作工藝。

自此，她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脈”，在產品開發的路上馬不停蹄：苦蕎饅頭、苦蕎餅干、苦蕎沙琪瑪、苦蕎酥等系列苦蕎面點相繼“出爐”。

面館則是她的最新創意，“鮮面跟干面的制作工藝又大不相同，我就是想通過不同的產品，讓更多人了解、愛上我們酉陽苦蕎。”簡赤瓊說。

同樣致力於苦蕎產品創新的還有浙江人夏訓康。近年來，他借助江浙一帶的黃酒釀造技藝，在酉陽開辦全國首家以苦蕎為原料的黃酒生產企業——土司府酒業有限公司。

“傳統的黃酒很甜，但苦蕎黃酒甜度就不高，口感更好，所以我拿回江浙賣也非常受歡迎。”夏訓康說。

從簡小蕎公司到土司府酒業，以及酉陽當地大大小小的酒坊，一個龐大的苦蕎加工網絡，撐起了酉陽約7萬畝苦蕎的種植規模。

“我們本地的苦蕎還不夠這些企業用，他們每年還從外地採購，村民種苦蕎根本不愁銷，一畝可收入近1000元。所以，目前我們打算帶動群眾進一步擴種，把全縣苦蕎種植面積提升至10萬畝。”酉陽縣農技推廣站站長李君保說。

高粱全程坐上“專機”

時下，在江津區永興鎮黃庄村，江小白農庄的高粱種植基地裡高粱漸紅，即將進入收獲期。

“你看，我們的高粱都是直立型的，一般不超過1.6米高，矮化了0.2米，就是為了方便機械化收割，減少機收損失率。”江小白農庄有限公司經理周俊鋒介紹。

作為江小白酒庄自有的核心原料生產基地，江小白農庄一直在進行機械化探索。周俊鋒說：“如果不是機械化的實現，高粱幾乎不可能規模化發展。”

在重慶，高粱一直都為釀酒而“生”。市農技總站高級農藝師劉偉說，過去，我市的高粱隻在榮昌安富、永川青峰、銅梁侶俸等有釀酒廠的區域周邊零散種植。

“有企業收購，不愁銷路，加上村民自己種植，不計入人工成本，種植高粱的收入較水稻略高。”劉偉說。

但散戶種植高粱的風險也極高，一旦訂單不能如約兌現，農戶幾乎無法賣出或自用，一年的收成最終無法變現。

近年來，隨著周邊省大酒廠的種植訂單拋來，我市高粱也逐步走向適度規模化發展，由大戶承包種植。

為了確保核心原料供給，2017年，江小白在黃庄開始建設自有基地，當時的面積是500畝。

“那時還沒有機械化手段，我們採用的仍然是人工種植模式。”周俊鋒說，一年下來算了算賬，基地居然還虧了錢，且存在很大的種植風險。

他說，以育苗后移栽為例，這中間的窗口期僅有二三十天，“就算天氣情況一切適宜，我們每天都需要五六十個工人來干活，才能銜接好這個農時，否則種植潛在風險特別大。”

與此同時，成本也居高不下，從種植、管護到收獲，一畝高粱的人工成本接近1200元。而按照每畝產量500斤，每斤2元的市場收購價計算，人工種植一畝高粱還虧損。

“這其實也是當時高粱規模化種植面臨的共同難題。”周俊鋒說，因此在江津區的支持下，近年來，農庄依托川渝等地的科研院所，全力開展高粱全程機械化種植探索。

在重慶的黏重土壤下，種子難以“頂土”，加上機器碾壓，出苗率低，他們就依托本地輕量化水稻插秧機，進行適宜高粱播種的針對性改良﹔常規“彎腰型”高粱品種，收割時連同高粱稈一並收割，雜質多，后續烘干時間長，處理很麻煩，他們就培育直立型矮稈高粱品種“金皮糯1號”等等。

通過多年的摸索，2023年前后，江小白農庄率先在西南地區實現了高粱的全程機械化種植，將種植成本降至每畝200元。

“在這個過程中，通過農技部門，我們把探索的成熟技術向外推廣，包括跟我們合作的周邊11個合作社。”周俊鋒說，如今農庄已形成萬畝高粱種植區，其中江小白自有面積3000畝，其余均是合作社發展種植。

劉偉說，在重慶丘陵山區地形下，高粱作為唯一實現了全程機械化種植的雜糧作物，對於我市30萬畝高粱種植面積的穩定起到了關鍵作用。

鮮食蠶豆賣到江浙滬

如果說酉陽在“鏈”上找出路，江津在“地”上做文章，那麼市農科院的“破題”則從“種”開始。

重慶的雜糧中，以蠶豆面積最大，約120萬畝。我市多地均有種植蠶豆的習慣，但始終未能形成產業化發展。症結在於重慶冬季陰冷、潮濕、寡日照的環境，導致蠶豆赤斑病高發頻發，年平均發生率高達50%，產量損失超過30%，嚴重地塊甚至絕收。

“產量也是個大問題，此前重慶蠶豆畝產僅1000斤左右，農戶種來基本都是自己吃。”市農科院玉米與特色作物研究所所長張曉春說。

為解決這些難題，2008年，市農科院科研團隊從國內外引進大量優質種質資源，再結合重慶本土資源，開展抗赤斑病蠶豆品種雜交選育。

“與此同時，團隊還根據市場消費需求，加強對蠶豆產量、大小、口感等指標的篩選。”張曉春說，2021年，“渝蠶5號”成功通過品種鑒定。

這個新品種的鮮莢“個頭”是傳統“老胡豆”的兩三倍，單株能結莢七八個，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赤斑病高抗特性。

自2023年以來，我市連續對該品種進行實地測產，每年畝產均穩定在4000斤以上。特別是2025年，在當年赤斑病高發的情況下，“渝蠶5號”仍然畝產4224斤，成功達成高產創建目標。

“渝蠶5號”的“橫空出世”，很快吸引了各區縣的注意。近年來，每次測產現場，都有區縣農技人員、種植大戶趕到現場觀摩，他們好奇，這麼高產的蠶豆到底是怎麼種的，市場前景究竟如何。

潼南區太安鎮罐壩村的種植戶陳紅平則用自身經歷“現身說法”：“市農科院的團隊在江蘇、上海找好了渠道，根本不愁賣，收購商直接上門收購，今年每畝效益近6400元，比種柑橘都賺錢！”

國家現代農業食用豆產業技術體系重慶綜合試驗站站長張繼君說，江浙等沿海地區，人們都特別喜歡吃鮮食蠶豆，市場需求量極大。“渝蠶5號”選育成功后，科研團隊成功打通了銷售渠道，以每斤鮮莢收購價2元以上的價格，銷往江浙一帶。

“畝產4000斤鮮莢，每斤收購價2元多，如果和水稻輪作，畝產就能達到1萬元，效益有保障。”張繼君說，由於高產還不愁銷，近年來“渝蠶”系列蠶豆在重慶迅速推廣，總面積已達到5萬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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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雜糧要“挑大梁”必須答好“系統題”

在“饅頭山、巴掌田、雞窩地”的重慶，小雜糧究竟能不能做成大產業？江津高粱、酉陽苦蕎、市農科院蠶豆的實踐給出了同一個答案：能。但前提是，必須答好品種、技術、加工、市場協同發力的“系統題”。

機械化水平低、加工鏈條短、單產不高，重慶雜糧產業這三個問題互為掣肘：沒有機械化，規模上不去﹔沒有加工鏈，效益出不來﹔沒有好品種，市場和產量都無從談起。

我市雖在高粱、苦蕎、蠶豆領域均作出了有益探索，但還不夠。以高粱為例，雖然用機械化解決了規模化種植問題，但在加工方面仍然存在單一路徑依賴，特別是白酒市場目前處於深度調整期，這給高粱面積穩定帶來一定挑戰。而在北方，有專做飼料用的高粱，也有用於色素提取的加工型高粱，甚至還有企業用高粱加工成掃帚，加工用途更為廣闊。

蠶豆雖然通過品種選育，實現了高產、贏得了市場，但在機械化播種、收獲上還未有較大突破，生產成本、勞作強度仍有降低空間。 苦蕎同樣沒有實現機械化，單產300斤僅為四川涼山的一半。

想要把“小雜糧”做成“大產業”，任何“單點突破”都難以撬動全局，唯有系統推進才能破題。

對於重慶而言，要立足自身雜糧產業，找准市場需求，在發展中形成“品種培優—機械強基—加工增值—市場導向”的完整閉環，才能讓“小雜糧”在鄉村振興中“挑大梁”。關鍵在於，這道“系統題”，須得統籌解。（新重慶-重慶日報記者 栗園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