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某汽車公司陸續招聘了段某等十多位勞動者在該公司上班，分別從事汽車維修、油漆工、電工、前台等工作。10月份起，公司因為經營困難開始拖欠員工工資，勞動者們發現收取工資短信的手機“安靜”了......

一連數月沒有響動，員工們從“理解公司的難處”到“心裡發慌”，再到“怒火中燒”，情緒一路飆升。終於，11位勞動者向兩江新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遞上了仲裁申請。討薪從“私下交鋒”變成了“法律糾紛”。

兩江新區勞動仲裁委接手糾紛后，第一件事就是“扒事實”：勞動合同、考勤、工資台賬、銀行流水，一樣一樣核對，結果清清楚楚：公司確實欠薪，証據鐵板釘釘。“如果簡單地一裁了之，勞動者拿到的可能隻有裁決書，得想辦法讓勞動者拿到錢。”兩江新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院長王秀芬想到了設立在港城工業園區的“勞動爭議源頭治理工作站”。

這是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聯合轄區基層法院、仲裁機構、社區、勞動部門、區工會等，在兩江新區、沙坪壩、北碚、長壽、璧山等地的國家級、省部級園區設立的6個“勞動爭議源頭治理工作站”之一。建站四年多來，各部門依托該站以支部聯建為抓手，落實裁審銜接、多元解紛工作機制，加強五方聯調，幫助20余家企業共渡經營難關、為千余位勞動者追回報酬4000余萬元。重慶一中法院民四庭副庭長陳婭梅說：“駐站工作人員都是長期和企業、勞動者打交道的法官、仲裁員、執法人員、基層工作者，相當於很多‘老專家’坐診把脈，不僅藥到病除，還能給糾紛化解開辟‘綠色通道’”。

於是，通過工作站，兩江新區仲裁委迅速搬來了中基層法院、全國和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社區的“救兵”。仲裁員講案例、法官講法、代表委員講理、社區人員講情，各亮各的“王牌”，也慢慢探出了勞企雙方的“底牌”。

“我們想盡辦法拓展公司業務，但是現在行業波動、資金吃緊，第三方公司拖欠我們的錢遲遲沒有到位，我們也急，我們也難，也不想拖員工工資，這是沒法的事兒。”某汽車公司負責人陳某講了自己的心裡話。兩江新區法院勞動法庭庭長陳花適時地“插”了一句話：“我們可以先跟你交一個底，如果走訴訟，你們很可能要付全款，還可能被強制執行，上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到時候還有客戶敢跟你們合作嗎？”陳某沉默了。

“我們知道現在有些公司也發不出工資，但是一旦發生在自己身上，真的接受不了。我們都是做技術活的，靠手藝吃飯養家，不是萬不得已，哪個願意跑恁個多趟嘛？”回想幾個月來與公司之間的十多次“拉扯”，勞動者李某等人很無奈。看著還有些“小情緒”的勞動者們，全國人大代表龔定玲輕拍了一下女員工張某的肩膀：“你們的急我們懂，但是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們的法院、仲裁委，也要給公司一點時間，好不好？”

“如果我們接受調解，仲裁委的調解書有用嗎？以前我們跟公司私下協商過，都沒有作數。”勞動者們拋出了這個困惑。

“請大家放心，仲裁調解書是有法律效力的，這跟你們自己協商不一樣。今天你們放心簽字，如果老板過幾天耍賴，大家可以到兩江新區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到時候法院肯定會想方設法督促公司給錢。”重慶一中法院民四庭庭長廖鳴曉耐心地跟勞動者講解，這些話給了勞動者一個“定心丸”。

調解工作在持續進行中，勞動者們沒有獅子大開口，公司也仍然有支付薪資的意願，調解人員看到了化解糾紛的希望：鎖定欠付工資、協商支付方式、敲定支付期限，最核心的三個爭議點在三輪“背對背”調解之后，終於可以讓勞企雙方坐下來“面對面”溝通了。

四方聯調化解勞動爭議現場。重慶一中院供圖

7月24日，一個烈日當空的下午，公司負責人和勞動者們坐在了港城工業園區的“勞動爭議源頭治理工作站”裡，雙方消除了“劍拔弩張”的對立情緒，爽快地在仲裁調解書上簽了字，勞動者們可以在兩個月內足額拿到自己的報酬。

“等天氣涼快一點我再重新找工作，估計還是干老本行。”當全國政協委員盧躍富與勞動者田某溝通時，田某有底氣地規劃著近期安排。

“沒想到有這樣的地方，讓我們抬腿出門就能解決問題。”李某拿著調解書，高興地說到。

在“仲裁剛性+法院公信力+代表委員親和力+社區經驗”的四重合力下，既讓勞動者拿回“血汗錢”，又保住了企業“一口氣”。參與此次調解的市人大代表馬琴、楊柳說：“我們參加了好多次多元解紛活動，法官們總能找到很多‘幫手’，他們的調解既專業又接地氣。”

近年來，重慶一中法院轄區兩級法院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探索多種方式開展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實質化解工作。無獨有偶，就在這起糾紛圓滿解決的當天，重慶一中法院、兩江新區法院、兩江新區勞動仲裁委在另一批勞企糾紛中，促成百余名農民工與企業達成和解。參與該次調解的兩江新區法院勞動法庭副庭長徐振中說：“這個案子背后有20多次溝通，很辛苦，但是很值得。”畢竟，法治最好的樣子，是在對立的縫隙裡，開出溫柔的花。（陳婭梅、黃琦、陳花、徐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