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頂山報父母恩重經變相。通訊員 羅國家 攝/視覺重慶

如今街拍最講究“氛圍感”，人們的服飾穿搭、光影與姿態，都成了鏡頭捕捉的對象。如果宋代也有“街拍”，鏡頭裡會有什麼？別著急，大足石刻幫我們“拍”下來了。

近日由重慶出版社出版的《大宋攻鐫》中，專題介紹了大足石刻中藏著的“宋人的生活習俗”，其中就涉及宋人的衣著打扮。

為何以儒釋道為主的大足石刻裡，會有宋代百姓和官員的衣著打扮？

大足北山第149號如意輪觀音窟正壁。（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圖）

10月29日，《大宋攻鐫》一書作者，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學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館員李小強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大足石刻的營造離不開捐資者支持，這些捐資者常將自身形象以“供養人”形式刻入石窟。他們的身份上至官吏，下至百姓，男女老少皆有，其服飾穿著正是當時社會服飾風貌的真實寫照。

於是，在大足石刻游覽時，你會看到官員頭戴展腳幞頭、身著寬袖長服，腰間挂著魚符、算袋﹔庄園主手捧長柄香爐，婦人戴扇面冠、披帛垂身﹔普通百姓頭戴巾、手握念珠，孩童穿著開襠褲，漁夫頂著斗笠。

在沒有相機、沒有手機的古代，工匠以鏨子當“快門”，把這些宋代人的穿衣打扮一鑿一鑿地刻上了崖壁。

於是，一部生動可感的“石頭上的服飾史”，就這樣留到了今天。

大足石門山第2號楊文忻像。（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圖）

官員的“正裝照”

幞頭寬袖，魚符算袋

先看官員。宋代官員上朝、禮佛時穿什麼？大足石刻直接給他們“拍”了“定妝照”。

多寶塔第50號龕正壁的馮楫像就是其中代表。造像上，馮楫頭上戴的是宋代官員常見的官帽，叫“展腳幞頭”，特征很顯眼：帽子兩邊各伸出一根長腳，像帽翅一樣支棱著。

馮楫身上的行頭也不簡單——上身穿一件衣襟交叉、袖子較窄的內衣，外面再罩一件圓領口、寬袖子的大長袍，胸前系帶，下身圍裙裳。衣服穿戴整齊了，腰間還挂著“身份証明”——一枚魚符。

寬袖長服是庄重，腰間魚符是身份。這身打扮隨便一站，不用開口，官階都寫在身上了。

同是官員，北山第149號如意輪觀音窟裡的任宗易又是另一番排場，他和妻子連同兩人的侍者一起被刻在了石壁之上。

造像中的任宗易也頭戴“展腳幞頭”，上身穿圓領寬袖長袍，下身圍裙裳，裙腰提得很高，束到胸口﹔左邊腰間佩一隻裝計算用具的算袋，右邊腰間同樣也挂著一枚魚符。

他的妻子杜氏上身著交領寬袖衣，下身系裙，肩上還披著一條長帛帶，中間一段垂在腹前，兩端搭過雙肩后，順著身體兩側垂落到腳下的低台邊。

在這一鑿一刻之間，宋代官宦家庭的禮儀與日常，全被“拍”進了崖壁，保留至今。

鏡頭一轉，官員退場，庄園主入鏡。

在石篆山三身佛龕（第7號）正壁左右轉角處，立著庄園主嚴遜夫婦像。左側的嚴遜頭戴布巾，身著圓領窄袖長服，雙手於胸前持長柄香爐。他的妻子則內穿三層交領窄袖衣，外套一件對襟短袖衫，頭上戴著一頂扇面冠。

從官員到庄園主，官帽、冠飾、腰帶、魚符、算袋、長巾……都是他們高貴身份和場合的無聲說明。

百姓的“生活照”

頭巾長衫，草鞋斗笠

如果說官員和庄園主的穿戴讓人看到禮制，那麼普通百姓的造像則讓人看到生活。石門山石刻裡就有三位當地普通百姓，穿戴不華麗，卻處處是過日子的痕跡。

先看玉皇大帝龕（第2號）裡的楊文忻，他頭上裹巾，發帶在腦后打了個結，垂下來，身上穿三層窄袖長衫，衣襟交叉掩著。

而他的左手抄在袖子裡，貼著身體垂下去，袖筒長得一直垂到小腿外側，像現在的一件偏大的長袖衫。右手則彎在肚子前，握著一串念珠。

繩帶打結、袖筒長垂，朴素裡透著一股“剛從地裡回來”的生活氣息。

另外兩位普通百姓像則刻在十聖觀音洞（第6號）中，因為這個石窟由“三代貧苦，實無一貫之本”的岑忠用夫婦籌資開鑿，所以窟正壁左右轉角處刻下了岑忠用夫婦像。

石刻上，岑忠用頭上裹巾，巾角打結后垂在腦后兩側，前額束帶打結后垂在頸后。身上穿雙層前襟交叉的窄袖長衣，腰系帶，下垂到膝間。雙手屈向左側，斜著捧持長柄香爐。

他的妻子裴氏頭梳髻，發帶在正面打結，下方橫飾一列珠串。上身穿前襟對開的長衣，下身圍裙裳，雙臂間繞一條飄帶，左端搭在前臂垂在身前，雙手在胸前捧著一隻方盒。

李小強說，貧苦人家籌資開龕，仍把發帶、珠串、飄帶刻得清清楚楚，足見穿戴在宋人生活中的分量。

更接地氣的細節還在民間生活題材裡。寶頂山報父母恩重經變相（第15號）中，孩童穿著開襠褲﹔石篆山志公和尚龕（第2號）中，志公穿棉鞋、弟子穿草鞋，一暖一簡，對比鮮明﹔寶頂山打魚郎龕（第32號）中，漁夫頭戴斗笠。這些形象雖沒有官員衣冠的隆重，卻是對當時日常生活的真實記錄。

宋人的“頭頂花事”

羅花欒枝，簪戴有級

宋人的穿戴，不隻體現在身上，也體現於頭頂。在宋代巴蜀地區的石質雕刻中，造像頭部特別重視花卉紋樣，這一點在世俗男子像上尤其有意思，他們的冠飾上也多刻有花紋。

大足石篆山孔子弟子的冠飾，瀘縣宋墓雕刻中包括武將、平民等男子頭飾上的花紋，都是宋代文化在雕刻藝術作品中的生動再現。

男子頭上戴花，在今天看來有些稀奇，在宋代卻和社會盛行的簪花習俗關系密切。

但是，宋人頭上的簪花可不是隨便插著玩的，官方禮制中有一套嚴格的規矩。

《宋史·卷一五三·輿服志》“簪戴”條記載，郊祀、明堂等重要典禮結束回鑾時，臣僚和扈從要戴簪花，恭謝日也一樣﹔祝壽、賜宴、賜新進士聞喜宴等場合也照此辦理。

簪花還分等級，不是想戴什麼就戴什麼。

按《宋史》記載，簪花大致分三檔，最高一檔是羅花，用羅絹做成，分大紅、黃、銀紅三種顏色，賜給百官﹔中間一檔叫欒枝，用雜色羅做成，枝狀樣式，隻給卿監以上的官員﹔最低一檔是絹花，用絹做成，分大紅、銀紅兩種顏色，賜給將校以下。

什麼官階戴什麼花、什麼顏色的花，都有講究，戴錯了就是失禮。一朵花的背后，是一套看得見的等級秩序。

彼時大江南北盛行的簪花之風，也刮到了造像之上。

大足宋代石刻中的菩薩冠飾轉變為以花卉圖樣為主體，以北宋政和六年至宣和四年(1116—1122)的北山第180號十三觀音變相窟為開端。

在這個石窟之中，無論是正壁居中的觀音，還是兩側站立的觀音，其冠飾一改以雲紋為主體的傳統表現形式，除保留了佛像圖樣外，周圍基本都改成了花卉圖樣，包括菊花、芍藥等。

以此窟觀音花冠為代表的冠飾，對之后南宋時期大足石刻中的佛像和菩薩像的冠飾產生了深遠影響。

從官員的展腳幞頭、魚符算袋，到百姓的頭巾、草鞋、斗笠，再到男子簪花，大足石刻把宋人穿戴刻進了石頭。這些服飾既有身份禮制的分寸，也有日常生活的溫度，更是時代審美的鏡子。今天再看這些造像，仍能感受到衣褶之間蘊藏著的宋代巴蜀風俗與生活。（新重慶-重慶日報記者 李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