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重庆人可能也不知道 鹅岭隐藏着一条密道

2019年06月25日07:45  来源:重庆晨报
 

  老重庆人可能也不知道

  鹅岭圆庐舞池下隐藏着一条密道

“恩沛巴江”石碑 上游新闻记者 高科 摄

俯视圆庐修缮前的样子(网络资料图)

圆庐修缮后的效果图 上游新闻记者 高科 摄

  重庆知名文史专家肖能铸带本报记者重走“三层马路”,讲述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开栏语:

  黄桷树、老荫茶、青石板、吱呀作响的老房门、耐人寻味的名人事……山城老街小巷的龙门阵,我们要来摆一摆!从今天起,我们带你穿越时空,看看老街的旧貌新颜,让有故事的人带我们去探个究竟。

  初夏,清晨的一场细雨后,湿漉漉的空气给重庆罩上了一层薄雾。上午10点的光景了,走在蜿蜒曲折的盘山路上仍让人有点云山雾罩的感觉。上行路上,一位男生一边微微喘着粗气,一边盯着手机用带点东北味的普通话跟身边的父母说:“顺着主路一直往上走就对啦。呼……”手机地图上显示他们正行进在前往“贰厂”的路途中。

  “这里到‘贰厂’还要走多久?”在嘉陵新路上,这样对话几乎天天都会发生。这里距离“三层马路”上的第一处景点已经不远:飞虎队纪念馆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官邸旧址”(史迪威将军博物馆)分居马路两侧……

  当重庆正成为最火旅游目的地时,嘉陵新路却因它的另外一个名字:“三层马路”而霸屏着外地游客的手机地图。我们请来重庆知名文史专家肖能铸带你进入“三层马路”的另一层时空,去看看那些不太被人提及的故事:矗立在李子坝半山上的圆庐舞池下竟还有一条密道,鲜为人知的“遗爱祠”走红却比“贰厂”早了100多年……

  拓城

  重庆第一个“零公里” 在牛角沱

  既然是讲“马路”的故事,那起头的也应该是路。“都晓得,现在的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里,刘湘(著名川军抗日将领,曾任四川省主席、重庆大学首任校长等)、李根固(川军抗日名将,曾任重庆警备司令等)的公馆,交通银行旧址排成了串。为啥子?因为现在李子坝正街这条马路修好了!”肖能铸上一次如此大规模地打开尘封的记忆,应该还是十多年前陪着本土知名作家罗渝一同去创作悬疑小说《失踪的上清寺》时。

  1929年重庆正式建市,首任市长潘文华面前的第一大难题就是“老重庆城装不下了”!“第一件事就是得修路。现在大家很难想象,1929年重庆市区的交通干线只有三条——“北区干道、中区干道和南区干道。”肖能铸说,南北干道大家应该很熟悉了,“直到今天大家沿用的都是当年的名字:南区路、北区路。中区干道就是从朝天门一直延伸到曾家岩。”

  城内可以行车了,但和外界的连通还处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状态。“可以说,重庆向外最先修的就是李子坝门前这条路!”1927年,重庆通往市外的第一条干线公路成渝公路开始动工。“最初因为它只到简阳,还到不了成都,所以还只叫渝简(阳)马路。”说到这里时,肖能铸饶有兴趣地特别指出,“这条路起点是牛角沱,就在现在的牛角沱公交枢纽站的位置。所以,完全可以说重庆的第一个‘零公里’点就是牛角沱。”

  这条路穿过沙坪坝城区后,开始蜿蜒翻越歌乐山,“有了这条路,才有了后来的白市驿飞机场。”肖能铸说,所以说李子坝一带名人故居、重要机构在抗战时扎堆营建,其实是两方面因素综合起来所致,“老重庆城里实在容纳不下了,又刚好赶上了连通外界马路修好了这个拓城的契机。”

  回忆

  80岁“圆庐”下 竟有一条下行密道

  即便把李子坝一带的所有旧居、公馆都算在内,名气也应该都比不上“圆庐”。处在三层马路第二、三层之间半山腰上的“圆庐”名声鹊起原因有二:其一,它的主人是孙中山之子孙科;其二,著名建筑设计师杨廷宝勾勒出的伞盖状大屋顶和圆形碉堡似的主体结构,让它即便放到今天都足够特立独行。

  雨后,沿着蜿蜒折返的盘山路慢慢爬上山是一件惬意的事,让人很轻松就可以跟着导航到达“嘉陵新村175号”。因为是居民楼,所以临街的175号附9号有一个很有烟火气的名字“刘氏茶馆”。茶馆大门旁的步道就是通往圆庐的最后一段脚程。

  网上有关“圆庐”的照片,最显眼的是一张名为“傅秉常在孙科重庆住所,1940年”的老照片,其出处是专门搜集中国老照片的网站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照片中,著名外交官傅秉常身后的圆庐应该刚修好不久。除了圆形主体结构和伞一样的屋顶颇为扎眼外,还可以看到当时整个“圆庐”周围几乎房子都没有,屋后就是一览无遗的嘉陵江景。即便是黑白照片,但江对岸的远山也隐约可见。

  80年来,舞会一直是圆庐故事中的热门关键词。这和孙科的夫人蓝妮钟情跳舞有关,圆庐2楼开的窗和底楼连通顶层的管柱都被认为是专供舞池采光、通风的设计。但在肖能铸看来,“说它夜夜笙歌地办舞会可能是不准确的,用孙科的威望做了很多有益于抗战的外交活动应该才是真的。”

  86岁的陈和霖是印制二厂的老职工,她的家就在圆庐背后的居民楼里。过去数十年间,她一推开窗,圆庐就近在眼前。雨后初晴,她慢步走到单元楼门口,坐在一把老藤椅上跟我们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刚解放时我就进去过,那时还是解放军驻扎在里面。”因为丈夫是其中一员,陈和霖得以入内。也正因如此,她在圆庐里还有了一段一直记到今天的回忆:“圆庐的地下是有地道的,修的时候就是为了躲轰炸设计的,我还进去过。”陈和霖说,地道是很长一段一直往下的梯坎,宽度刚好可供相向而行的两个人侧身通过,“另一头出口的对面就是孔二小姐住过的嘉陵宾馆(即第二层马路上的嘉陵新路18号),全程走通大概需要10分钟。”

  研究

  一群建筑专业学子的 后世观察

  2007年,为了给罗渝创作后来红透全重庆的悬疑小说《失踪的上清寺》提供素材,肖能铸第一次进到了圆庐里面。“乱得几乎没法下脚。圆形舞池成了一个公共厨房,墙上到处都是厚厚的油烟污渍,一点以前的样子都看不出来了。”

  其实,还有一群建筑专业的大学生比肖能铸、罗渝对圆庐的兴趣还要浓厚。2013年,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一群学生聚到一起,决定用自己手里的画笔和研究课题去探寻重庆的那些“公式公式角角”,团队和微信公众号都取名“意外重庆”。造型独特的圆庐自然成了他们的研究对象。

  “我们是2014年去做的。”已在清华大学建筑专业攻读博士的岳阳是当时圆庐考察研究项目发起人之一。

  最终,岳阳和陈伟、张昊在一篇论文中还原出了圆庐经历数度改变后的前世今生。解放后,圆庐最初做过重庆印制二厂的幼儿园,1950年代才变成职工宿舍。岳阳说,根据他们的考察,这是圆庐经历的第一次重大改变,“一层圆形舞厅和二层的一个起居室都被变成了厨房,原有的厨房变成了一个卧室,原有二层的厕所的空间也被作为了住宅,改为在圆庐外修建公共厕所来解决居民的生活所需。”

  陈和霖的回忆可以作为佐证,“改造后的小间普遍在10个平方左右,只有两间大一点,有20来个平方。”圆庐的重大结构改变出现在1978年。因为白蚁虫害等,屋顶木桁架坍塌,不得不进行了加固改造,“连同二层楼板一起都改成了钢筋混凝土楼板。同时一、二层之间的楼梯被拆除。”

  岳阳说,考察结果显示,最多时圆庐里同时住过17家人。在论文中,岳阳和伙伴们一致认为:“圆庐的故事代表了重庆从开埠时期到战时首都的一系列近现代建筑的历史和命运。”

  2007年,重庆市规划局公布了第一批重庆近现代优秀建筑,圆庐名列其中。如今,整个圆庐已经被脚手架重重包围。现场施工牌显示,半年后它将以保护修缮后的新貌展现在大家面前。

  流芳

  如今打卡地 百余年前“遗爱祠”更红

  圆庐再上行,不远就是如今文艺青年、外地游客趋之若鹜的“TESTBED2贰厂文创公园”。穿过园区里的各种网红小面馆、火锅店、手作工坊、咖啡馆、创意市集,可以到达整个“贰厂”最红的打卡地:面朝长江的观景平台。作为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印钞厂,“贰厂”在这里也实现了和重庆上一代造币工厂铜元局的隔江相望,而脚下就是公路蜿蜒爬升的国际村。

  脚力好的年轻人如今仍会选择从国际村出发,沿步道攀爬而上直至“贰厂”。“那条步道有故事哦!”肖能铸说到这里时声量都提高了几分。上世纪50年代之前,两路口往大坪方向的七孔桥尚未修通,“那就只有在国际村这个位置走石板路,经过鹅岭,到肖家湾。这条路也是成渝古道的一部分。”

  “我要讲的这个‘遗爱祠’就在现在‘贰厂’下面一点点的古道边上。”肖能铸说,遗爱祠并非传统的宗族祠堂,不算寺庙,但修好后又长年有百姓的香火供奉。为何?这个故事我们在2014年的《重庆与世界》杂志上找到了完整版本。

  重庆开埠后,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来渝建教堂,吸收教民。纷争起始就是外国教会要仗势抢占鹅岭一带土地建教堂,因为这是成渝大路上的要隘,所以消息一传出民间就极力反对,时任巴县知县的国璋也派人前去交涉。哪知教会依然强行动工,阻止施工的百姓和监工发生了冲突。为首的罗姓监工带人冲进人群砍杀,酿成血案。“罗监工见事情闹大了,才领着手下逃进教堂躲藏,以求教会庇护。”

  这直接导致了群情激愤的百姓捣毁了城内所有洋教堂。最终罗监工等犯事教民被捉拿归案,知县国璋没等皇帝下旨放人就将他们全部斩首。而清廷也在洋人重压下,将国璋“革职罢官”了事。

  光绪十三年(1887年),国璋被解职为庶民。重庆民众感念他为老百姓做了不少事,是清正廉洁、爱国爱民的好官,后集资在鹅项颈(即鹅岭)原教堂处,修建一座纪念祠堂,取名遗爱祠。并且在大坪成渝东大路旁边,立了一块一丈八尺高的德政碑,碑上方刻有“邑侯子达国大老爷德政”十字,正中刻有“恩沛巴江”四字。

  这块碑直到今天,大家都还能在大坪七牌坊碑林公园(大坪英利大融城正对面)看到。

  遗爱祠建成后,逢五逢十,民众都会结队前往进香礼拜。就连过路客商行旅,在知道了国璋为人后,也都在此停下来,作一个揖、烧一炷香,以示尊敬。肖能铸说,地方史志显示,直到1930年代,遗爱祠都还存在。“前些年,我在鹅岭正街跟那些上了点年纪的老人家问路,他们都还一口一个‘遗爱祠’,因为更早鹅岭正街就叫遗爱祠街。”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裘晋奕

(责编:陈易、张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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