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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之所以暴得大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沾了“狂”的光，很著名的“狂”。据《狂人刘文典》记载：安徽大学学生到女中闹事，一直闹到蒋介石插手，时任安大校长的刘文典面对国府主席，爱理不理，痛斥其为“新军阀”；刘氏名言一，天下懂《庄子》的也就两个半，庄子本人一个，咱刘文典一个，剩余半个大伙儿去抢吧；名言二，鲁迅是一个斗士，但斗士并不一定了不起；名言三，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如此臧否人物，委实狂得可以了。
中国政治历来有高压舆论的传统，反弹之下，另一面情形却是，民众敬慕那些特立独行之士，不管是真心假意，其言其行往往被渲染、被神化。刘文典的“谵狂”，正符合或部分符合了民众的心理期待，即使从正常人而言，刘文典有性格缺陷之嫌，却仍追了这狂人看风景。
刘文典的狂，是有真底子。这底子是国学。刘氏20余岁进北大任教，颇得胡适欣赏，胡适与之亦师亦友的良谊保持终生。在北大整理国故的运动中，刘文典首先选择校勘古籍《淮南子》，他“遍取《书钞》、《治要》、《御览》及《文选注》诸书，凡引及《淮南子》原文或许（许慎）、高（高诱）旧注者，一字一句，皆采辑无遗”（胡适），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精严有法，后又陆续做成《庄子》、《说苑》、《大唐西域记》等的校勘与整理工作，尤其《庄子补正》，煌煌十卷，极具灼见，奠定了在国学界的地位。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如此“狂”为肌，“学”为理，真学问，大性情，就不免令后人有绝版之叹了。
刘文典活在完全自我的境界里，欲仙欲死语无伦次。而支撑这种境界的全部力量便是“学问”或曰“学术”。一方面，那个时代尚能保证学术争论和精神的基本自由，少门户之见，用人与否概以学术标准为衡，故时虽衰糜，却为刘文典们的“狂”提供了衍生的土壤和空气；另一方面，因为刘氏心中以学问第一、学术至上，这种清教徒式的信仰不免和周遭构成对立，形成自然分野，有我无你，加上自视甚高，付诸言行便是对圈子之外者毫无遮拦地大放“厥词”，诟病乃至辱骂，对引为同道者的陈寅恪则是十二万分敬佩。
《狂人刘文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沉浸、聆听甚至四处嗅探逝去的大师的角落。的确，这是不乏历史感的人物传记，刘文典在书中似乎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一群有灵魂、有苦恼、有悲欢离合的人，一座座挟裹了时代风烟的城市。刘文典的性格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意味着万物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各司其职。世间已无真狂徒，现时代的“狂人学者”陈丹青、张鸣、贺卫方与之相较，怕也是逊色了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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