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好人郭相穎——
手繪長卷助力大足石刻成功申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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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相穎。(大足區委宣傳部供圖)
左邊是紙張早已泛黃的老筆記本,右邊的筆記本要新幾分,被密密麻麻的文字填滿……連日來,市文史館館員郭相穎一刻不停地整理著多年來積累的大足石刻研究資料。
埋頭研究大足石刻50多年,郭相穎取得的重大學術成果多達16項﹔手繪的石刻造像長卷,更是助力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88歲高齡的他依舊在為大足石刻的保護研究和宣傳推廣工作傾心盡力。
今年6月,郭相穎獲評“敬業奉獻”中國好人。面對榮譽,他的第一反應是,要抓緊這份“熱度”,讓大足石刻的美被更多人看見。
從“零”開始護石魂
1974年,37歲的郭相穎調到大足縣文管所。他來到大足石刻的北山,從此開啟了守護石刻的歲月。
那時,山上沒水,他就挖水坑蓄雨水﹔沒菜,他掄鋤頭開荒地﹔沒電,煤油燈一燃就是三千多個夜晚。他每天要巡山查窟,每周清掃兩次石刻走廊,青燈古佛成了他最忠實的鄰居。
初到北山時,“兩本半”書是他全部的“家底”:《佛學大綱》《簡明佛學詞典》,外加一本油印的《大足石刻志略》手稿。靠著幾本書,他從石刻的“門外漢”,硬是“啃”成了石窟文化的行家裡手。
但真正讓他名留石刻史冊的,是靠著一支畫筆。
三載苦修繪長卷
上個世紀80年代,國家文物局要求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建立“四有檔案”,圖像資料必不可少。彼時的文管所,窮得連一台黑白相機都買不起。
“我來畫。”郭相穎說得輕巧,做起來卻是千鈞重擔。一把1米的直尺、一條皮尺、一個畫架,就是全部測繪工具。白天,他在崖壁間爬上爬下,用最原始的方式逐尊測量造像尺寸,在廢報紙上打草稿﹔夜晚,煤油燈下鋪開宣紙,一筆一畫精心描摹。北山的264龕、寶頂山的數千尊造像,大到數丈高的臥佛,小到指甲蓋般大的菩薩,無一遺漏。
歷時近三年,兩幅20多米的白描長卷終於完成。當時的他並不知道,這卷耗盡心血的手繪長卷,會在十幾年后改寫大足石刻的命運。
六載申遺定乾坤
郭相穎1984年入黨,隨后被任命為當時大足縣的副縣長。在新的工作崗位上,郭相穎為大足石刻的保護和利用做了許多工作。
1987年,郭相穎從到大足參觀的國家文物保護所工作人員口中聽到一個訊息:大足石刻可以申報世界遺產。從此,“申遺”就在郭相穎腦海中“萌動”。
1990年,郭相穎申請回到大足石刻工作。1993年國家文物局將大足石刻列入申遺推薦名單,郭相穎為此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
1999年12月1日,摩洛哥馬拉喀什。世界遺產委員會全會現場,大足石刻申遺進入最關鍵的表決環節。然而幻燈片播放的單張照片,根本無法展現寶頂山、北山綿延數裡的宏大規模,在場國際專家面露疑色。
關鍵時刻,郭相穎拿出那兩卷泛黃的白描長卷。20多米的長卷在會議桌上緩緩展開,近萬尊造像氣韻生動、連貫成篇。中國石窟藝術的恢宏氣象征服了全場。
11時45分,主席錘落——大足石刻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郭相穎沖出會場撥通越洋電話,喉頭哽住,半晌說不出話。
2008年,千手觀音造像保護修復工程啟動,郭相穎多次參加論証會,為修復保駕護航。如今,郭相穎每年義務講解近百場,活躍在文保一線。他說,要讓青少年理直氣壯地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郭相穎的書房裡挂著一幅自題字畫——“若有來世擇業時,再臥青燈古佛前”。半生一覺石刻夢,圓夢兩鬢已成霜。從37歲上山,到88歲仍在奔走,郭相穎用半個世紀踐行了那六個字:擇一事,終一生。(新重慶-重慶日報記者 卞立成 通訊員 陳思宇 黃姝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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