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18日，重慶人民大禮堂，重慶直轄市挂牌揭幕大會。（本報資料圖片）

　　從2003年開始，中巴車逐漸淡出市民視野，如今已經成為重慶人的一種記憶。

　　淘汰主城區客運中巴車其實是市政府實施“藍天行動”、規范客運市場秩序的一項內容，所置換的車輛，全部使用的都是清潔燃料。

　　市政府實施的“藍天行動”，與中央交給直轄后新重慶的“四件大事”（三峽移民、國企改革、扶貧工作、生態建設）密切相關。

　　新重慶扎實辦好“四件大事”，一路爬坡上坎，歷經十年奮斗，終由“呱呱墜地”，逐漸成長為“蓬勃少年”。

　　2007年初春，重慶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直轄之初中央交辦重慶的“四件大事”基本完成。

　　此后的重慶，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開啟發展新航程。

　　“四件大事”交給直轄后的新重慶

　　1997年3月14日，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進入最后一天。

　　20多年過去了，但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袁昌玉仍清楚地記得那天開會的情形。她回憶說，大會的議程比較多，表決設立重慶直轄市的議程排在靠后。

　　下午3點50分，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喬石宣布，開始投票表決《關於批准設立重慶直轄市的決定》。2720名全國人大代表按動表決器，3點54分，會場大屏幕顯示出投票結果：重慶成為繼北京、上海和天津之后的中國第四個直轄市。

　　消息迅速傳開，袁昌玉走出會場后，收到了來自媒體和親朋好友一個接一個的電話、短信。“大家都在為重慶直轄而興奮。”她回憶說，許多市民沖上街頭，為這個激動人心的消息歡欣不已，解放碑甚至放起鞭炮。

　　同年6月18日，整個山城都洋溢在節日的喜慶氣氛中，重慶市各界3500多名代表參加了直轄市挂牌揭幕大會。

　　很快，中央也給新重慶交辦了迫在眉睫的“四件大事”。根據重慶直轄后的特殊市情和中央賦予重慶的歷史使命，1998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參加重慶代表團審議時發表了重要講話，要求重慶必須集中精力辦好“四件大事”：按時完成三峽工程重慶庫區的移民搬遷任務﹔搞好國有企業改革，振興老工業基地﹔加快農村經濟發展，到本世紀末基本解決農村貧困人口溫飽問題﹔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

　　累計搬遷安置113萬余三峽移民

　　正在北京舉辦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中，有這樣一件展品：兩枚寫著“有事找共產黨員”的工作標牌，這是忠縣烏楊鎮移民干部在護送移民外遷途中佩戴過的胸牌，見証了那段激蕩人心的歷史。

　　1994年12月14日，三峽大壩工程正式動工。因工程建設需要，重慶、湖北等地共131萬三峽移民，需要到新的地方定居，而重慶承擔了85%以上的三峽移民。自1993年正式實施百萬移民工作到全面完成移民搬遷安置任務，重慶累計搬遷安置移民113萬余人。

　　在這場艱苦卓絕的移民攻堅戰中，廣大移民遠離故土，舉家遷移。重慶的廣大共產黨員就是佩戴著“有事找共產黨員”的胸牌，想移民之所想，急移民之所急，解移民之所難，忠實履行“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錚錚誓言。

　　為了紀念三峽移民們的付出，國務院規劃在重慶萬州修建了重慶三峽移民紀念館。日前，記者來到紀念館，看到了一面移民干部展示牆——

　　2001年1月20日下午，正在移民現場辦公的重慶市涪陵區百勝鎮副鎮長況守川，看到一面正在拆除的移民房屋土牆即將倒塌，而牆體下還站著一對母子，千鈞一發之際，他沖上去撞開了這對母子，卻獻出了自己33歲的年輕生命﹔

　　雲陽縣高陽鎮牌樓村原黨支部書記葉福彩在得知自己身患晚期胃癌后，不但沒有退縮，反而更加忘我地投入到了移民工作中。臨終前，他唯一的請求就是希望妻子把自己安葬在三峽水庫175米水位線上……

　　在波瀾壯闊的百萬移民歷史洪流中，廣大移民干部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踐行了“寧可苦自己，決不誤移民”的庄重承諾。

　　2010年1月，原重慶市移民局向重慶市三屆人大三次會議提請審議《三峽（重慶）庫區移民工作報告》，宣告至2009年底，重慶已全面完成三峽移民搬遷安置任務，累計搬遷安置113.8萬移民。

　　此后十年，重慶庫區進入以促進移民安穩致富、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地質災害防治為主要任務的后續期。

　　改革讓國企煥發新生

　　直轄對於重慶來說是大喜事，讓重慶廣大市民為之歡欣鼓舞，但對年輕直轄市而言，則是起步維艱、任務繁重。

　　其中，40萬下崗職工、國有企業虧損面超過60％，正是擺在重慶面前的一大難題。重慶大城市與大農村、大工業與大農業並存，盡快化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困難，實現重慶新的振興，是直轄后的頭等大事。

　　為此，重慶響亮提出：舉全市之力打好國企改革攻堅戰。

　　重慶登康口腔護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鄧嶸，至今仍對上世紀90年代末的改革經歷記憶猶新——當時，外資牙膏品牌進入中國市場，為搶佔市場份額，不少品牌打起了價格戰。

　　與國際巨頭競爭，更是倒逼企業深化改革。為此，登康成立了市場部，與國際企業展開了深度合作，進行了消費者定性定量研究。那句家喻戶曉的廣告語——冷熱酸甜，想吃就吃，也是在這一時期提煉出來的。

　　企業發展除了自身努力，更需市級層面的統籌創新。

　　2004年，重慶渝富資產經營管理集團有限公司挂牌成立（以下簡稱“渝富公司”）。政府將分散在全市幾千家國企裡的不良債務全部剝離並劃入渝富公司，由渝富公司將這些不良債務做分類整合打包后，再通過更專業有力的談判，分別以很低的打折價購回這些資產包，渝富公司成為這些債務的債權人。

　　如此運作下來，企業的資產質量因不良債務的剝離而大大改善。同時，國有銀行因為收回了部分不良貸款，也使得自己的不良資產率得以降低，樂意為之。

　　通過渝富公司的整體打包運作，重慶數百家國企得以從多年的債務泥潭中解救出來，重獲發展生機。

　　“渝富就是一個專門為重慶國有企業減輕債務負擔、籌集改制成本以及為企業下一步發展做投資和融資服務的平台。”渝富公司原總經理陶俊說。

　　2004年，市委二屆五次全會做出關於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的決定，為老工業基地脫胎換骨找到了“秘方”。

　　到2007年初，重慶國資規模從4年前的1700億元，增長到5400億元，財政貢獻率佔到57%，成為全國國企改革的典范。

　　10年減貧313.42萬人

　　萬州區新田鎮五溪村位於長江邊上，是當年三峽移民后靠安置的區域。如今，村裡海拔400米以上種的是麻竹，400米以下是漫山遍野的檸檬，放眼望去，是一望無際的綠色。

　　“當年剛移民搬遷時，可不是這樣。”村支書、村主任“一肩挑”的冉振愛說，山上土地貧瘠，被稱為“亂石崗”。為了讓移民心裡沒有顧慮，當年他第一個響應國家號召帶頭搬遷，帶領村民發展檸檬等林果經濟。

　　現在，全村檸檬盛產時產量能達到500萬公斤，年銷售收入超過2000萬元，人均增收8000多元。

　　忠縣石子鄉寶山村3社地處海拔1400多米的高山上，直轄前，由於貧窮和封閉，僅有的25戶人家一度就有10多戶的成年男子娶不到媳婦，小孩大都在小學二三年級就面臨輟學。

　　從2004年開始，忠縣開始實施易地扶貧搬遷，以每戶1萬多元建房補助的標准，讓寶山村3社25戶人家全部遷至山下。

　　僅僅兩年后，寶山村3社家家戶戶的新房前建起了一條鄉村公路，當地政府還通過扶貧項目，扶持村民們發展烤煙、板栗等經濟作物。也是在這兩年當中，寶山村3社開始逐漸走出貧困，8戶人家娶上了媳婦，輟學在家的小孩重新走進課堂。

　　1997年重慶直轄時，18個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共有366.42萬絕對貧困人口，到2006年底下降到53萬人，10年間，絕對貧困人口減少了313.42萬人。

　　甩掉“霧都”的帽子

　　2020年，重慶收獲333個“藍天”，全年空氣質量為優的天數達135天，“重慶藍”從此成為常態。在周百興看來，這是一項十分了不起的成就。

　　原重慶市環境保護局副局長周百興稱得上是重慶“第一代環保人”。1975年初，34歲的周百興主動申請從科委調到剛成立不久的環保局工作。

　　“當時重慶城最嚴重的兩個環境問題是大氣和水均受到污染，其中位於江北的重慶水泥廠是城區主要大氣污染源，粉塵順著風從江北飄到渝中，屋頂上都是一片灰白。”周百興回憶，而水污染最突出的問題就是位於貓兒石的重慶造紙廠的工業廢水，造成嘉陵江江面飄滿泡沫。

　　1997年直轄后，重慶採取了一系列環保行動，如以水、大氣污染控制工程和固體廢棄物處理工程為主要內容的“三大環保工程”﹔圍繞“山水園林城市”和“青山綠水”兩大戰略，實施“碧水”“清新”和固體廢物無害化處理三大工程，以及“清潔能源”工程、“五管齊下”淨空工程……

　　“針對造紙廢水造成水體污染，我們先后採取關停重慶造紙廠等一批造紙企業，對於燃煤企業造成的大氣污染，我們採取引導企業開展煙氣脫硫等措施，使主城大氣二氧化硫和粉塵排放量大幅下降。”周百興說，在一系列環保治理措施的實施下，到本世紀初，重慶生態環境質量有了初步的改善。

　　2006年底，重慶全年空氣質量優良的天數達到了287天，“霧都”的稱號已經不再適合重慶。

　　經過十年發展，2007年初春，重慶宣布直轄之初中央交辦重慶的“四件大事”基本完成。

　　統計數據顯示：1996年重慶GDP僅1315億元，人均GDP為4574元，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78%。經過10年的努力，2006年重慶GDP達到3907億元，年均增長10.2%，總量是1996年的3倍﹔重慶人的“腰包”也逐漸鼓起來，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分別達到11570元和2874元，年均增長8.7%和6.9%。人均GDP從550美元增至1749美元。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