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18日，重庆人民大礼堂，重庆直辖市挂牌揭幕大会。（本报资料图片）

　　从2003年开始，中巴车逐渐淡出市民视野，如今已经成为重庆人的一种记忆。

　　淘汰主城区客运中巴车其实是市政府实施“蓝天行动”、规范客运市场秩序的一项内容，所置换的车辆，全部使用的都是清洁燃料。

　　市政府实施的“蓝天行动”，与中央交给直辖后新重庆的“四件大事”（三峡移民、国企改革、扶贫工作、生态建设）密切相关。

　　新重庆扎实办好“四件大事”，一路爬坡上坎，历经十年奋斗，终由“呱呱坠地”，逐渐成长为“蓬勃少年”。

　　2007年初春，重庆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直辖之初中央交办重庆的“四件大事”基本完成。

　　此后的重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开启发展新航程。

　　“四件大事”交给直辖后的新重庆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进入最后一天。

　　20多年过去了，但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袁昌玉仍清楚地记得那天开会的情形。她回忆说，大会的议程比较多，表决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程排在靠后。

　　下午3点50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宣布，开始投票表决《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2720名全国人大代表按动表决器，3点54分，会场大屏幕显示出投票结果：重庆成为继北京、上海和天津之后的中国第四个直辖市。

　　消息迅速传开，袁昌玉走出会场后，收到了来自媒体和亲朋好友一个接一个的电话、短信。“大家都在为重庆直辖而兴奋。”她回忆说，许多市民冲上街头，为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欢欣不已，解放碑甚至放起鞭炮。

　　同年6月18日，整个山城都洋溢在节日的喜庆气氛中，重庆市各界3500多名代表参加了直辖市挂牌揭幕大会。

　　很快，中央也给新重庆交办了迫在眉睫的“四件大事”。根据重庆直辖后的特殊市情和中央赋予重庆的历史使命，199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重庆必须集中精力办好“四件大事”：按时完成三峡工程重庆库区的移民搬迁任务；搞好国有企业改革，振兴老工业基地；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累计搬迁安置113万余三峡移民

　　正在北京举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中，有这样一件展品：两枚写着“有事找共产党员”的工作标牌，这是忠县乌杨镇移民干部在护送移民外迁途中佩戴过的胸牌，见证了那段激荡人心的历史。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大坝工程正式动工。因工程建设需要，重庆、湖北等地共131万三峡移民，需要到新的地方定居，而重庆承担了85%以上的三峡移民。自1993年正式实施百万移民工作到全面完成移民搬迁安置任务，重庆累计搬迁安置移民113万余人。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移民攻坚战中，广大移民远离故土，举家迁移。重庆的广大共产党员就是佩戴着“有事找共产党员”的胸牌，想移民之所想，急移民之所急，解移民之所难，忠实履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铮铮誓言。

　　为了纪念三峡移民们的付出，国务院规划在重庆万州修建了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日前，记者来到纪念馆，看到了一面移民干部展示墙——

　　2001年1月20日下午，正在移民现场办公的重庆市涪陵区百胜镇副镇长况守川，看到一面正在拆除的移民房屋土墙即将倒塌，而墙体下还站着一对母子，千钧一发之际，他冲上去撞开了这对母子，却献出了自己33岁的年轻生命；

　　云阳县高阳镇牌楼村原党支部书记叶福彩在得知自己身患晚期胃癌后，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忘我地投入到了移民工作中。临终前，他唯一的请求就是希望妻子把自己安葬在三峡水库175米水位线上……

　　在波澜壮阔的百万移民历史洪流中，广大移民干部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了“宁可苦自己，决不误移民”的庄重承诺。

　　2010年1月，原重庆市移民局向重庆市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提请审议《三峡（重庆）库区移民工作报告》，宣告至2009年底，重庆已全面完成三峡移民搬迁安置任务，累计搬迁安置113.8万移民。

　　此后十年，重庆库区进入以促进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地质灾害防治为主要任务的后续期。

　　改革让国企焕发新生

　　直辖对于重庆来说是大喜事，让重庆广大市民为之欢欣鼓舞，但对年轻直辖市而言，则是起步维艰、任务繁重。

　　其中，40万下岗职工、国有企业亏损面超过60％，正是摆在重庆面前的一大难题。重庆大城市与大农村、大工业与大农业并存，尽快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困难，实现重庆新的振兴，是直辖后的头等大事。

　　为此，重庆响亮提出：举全市之力打好国企改革攻坚战。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邓嵘，至今仍对上世纪90年代末的改革经历记忆犹新——当时，外资牙膏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为抢占市场份额，不少品牌打起了价格战。

　　与国际巨头竞争，更是倒逼企业深化改革。为此，登康成立了市场部，与国际企业展开了深度合作，进行了消费者定性定量研究。那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语——冷热酸甜，想吃就吃，也是在这一时期提炼出来的。

　　企业发展除了自身努力，更需市级层面的统筹创新。

　　2004年，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以下简称“渝富公司”）。政府将分散在全市几千家国企里的不良债务全部剥离并划入渝富公司，由渝富公司将这些不良债务做分类整合打包后，再通过更专业有力的谈判，分别以很低的打折价购回这些资产包，渝富公司成为这些债务的债权人。

　　如此运作下来，企业的资产质量因不良债务的剥离而大大改善。同时，国有银行因为收回了部分不良贷款，也使得自己的不良资产率得以降低，乐意为之。

　　通过渝富公司的整体打包运作，重庆数百家国企得以从多年的债务泥潭中解救出来，重获发展生机。

　　“渝富就是一个专门为重庆国有企业减轻债务负担、筹集改制成本以及为企业下一步发展做投资和融资服务的平台。”渝富公司原总经理陶俊说。

　　2004年，市委二届五次全会做出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决定，为老工业基地脱胎换骨找到了“秘方”。

　　到2007年初，重庆国资规模从4年前的1700亿元，增长到5400亿元，财政贡献率占到57%，成为全国国企改革的典范。

　　10年减贫313.42万人

　　万州区新田镇五溪村位于长江边上，是当年三峡移民后靠安置的区域。如今，村里海拔400米以上种的是麻竹，400米以下是漫山遍野的柠檬，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的绿色。

　　“当年刚移民搬迁时，可不是这样。”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的冉振爱说，山上土地贫瘠，被称为“乱石岗”。为了让移民心里没有顾虑，当年他第一个响应国家号召带头搬迁，带领村民发展柠檬等林果经济。

　　现在，全村柠檬盛产时产量能达到500万公斤，年销售收入超过2000万元，人均增收8000多元。

　　忠县石子乡宝山村3社地处海拔1400多米的高山上，直辖前，由于贫穷和封闭，仅有的25户人家一度就有10多户的成年男子娶不到媳妇，小孩大都在小学二三年级就面临辍学。

　　从2004年开始，忠县开始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以每户1万多元建房补助的标准，让宝山村3社25户人家全部迁至山下。

　　仅仅两年后，宝山村3社家家户户的新房前建起了一条乡村公路，当地政府还通过扶贫项目，扶持村民们发展烤烟、板栗等经济作物。也是在这两年当中，宝山村3社开始逐渐走出贫困，8户人家娶上了媳妇，辍学在家的小孩重新走进课堂。

　　1997年重庆直辖时，18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共有366.42万绝对贫困人口，到2006年底下降到53万人，10年间，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313.42万人。

　　甩掉“雾都”的帽子

　　2020年，重庆收获333个“蓝天”，全年空气质量为优的天数达135天，“重庆蓝”从此成为常态。在周百兴看来，这是一项十分了不起的成就。

　　原重庆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周百兴称得上是重庆“第一代环保人”。1975年初，34岁的周百兴主动申请从科委调到刚成立不久的环保局工作。

　　“当时重庆城最严重的两个环境问题是大气和水均受到污染，其中位于江北的重庆水泥厂是城区主要大气污染源，粉尘顺着风从江北飘到渝中，屋顶上都是一片灰白。”周百兴回忆，而水污染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位于猫儿石的重庆造纸厂的工业废水，造成嘉陵江江面飘满泡沫。

　　1997年直辖后，重庆采取了一系列环保行动，如以水、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和固体废弃物处理工程为主要内容的“三大环保工程”；围绕“山水园林城市”和“青山绿水”两大战略，实施“碧水”“清新”和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理三大工程，以及“清洁能源”工程、“五管齐下”净空工程……

　　“针对造纸废水造成水体污染，我们先后采取关停重庆造纸厂等一批造纸企业，对于燃煤企业造成的大气污染，我们采取引导企业开展烟气脱硫等措施，使主城大气二氧化硫和粉尘排放量大幅下降。”周百兴说，在一系列环保治理措施的实施下，到本世纪初，重庆生态环境质量有了初步的改善。

　　2006年底，重庆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达到了287天，“雾都”的称号已经不再适合重庆。

　　经过十年发展，2007年初春，重庆宣布直辖之初中央交办重庆的“四件大事”基本完成。

　　统计数据显示：1996年重庆GDP仅1315亿元，人均GDP为4574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8%。经过10年的努力，2006年重庆GDP达到3907亿元，年均增长10.2%，总量是1996年的3倍；重庆人的“腰包”也逐渐鼓起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达到11570元和2874元，年均增长8.7%和6.9%。人均GDP从550美元增至174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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