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考古中国·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重点子项目之一——江津梧桐土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阶段性收获：大量具有地方特征的商周时期陶器、石器出土，极大地丰富了重庆地区三星堆文化的考古学内涵。

　　近年来，三星堆一度引发公众对考古的关注热潮，黄金面具、铜扭头跪坐人像等出土文物也圈粉无数。那么，你可知道重庆地区其实也存在着诸多关于三星堆文化的考古遗址？这些遗址中又出土了哪些亮眼的文物？

梧桐土遗址地貌。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从平原到峡江

　　重庆拥有丰富的三星堆文化遗存

　　“三星堆文化是一支以成都平原为分布中心的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重庆的峡江众多，因为水运的便捷，为古代人类迁徙与流动提供了方便，也为三星堆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在梧桐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现场负责人、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文博副研究员陈东心中，山城众多的三星堆文化遗存，与这座城市大江大河的地理交通环境息息相关。

金刚沱台地地形环境图。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梧桐土遗址位于江津区油溪镇金刚社区，遗址所在的金刚沱台地地形如弯月，三面环山，东临长江。“梧桐土遗址周边还有大河边、大土等商周遗址，形成金刚沱商周遗址群，考古调查和大土遗址试掘表明该区域有着丰富的三星堆文化时期遗存。”陈东说。

　　“梧桐土遗址不是唯一，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三峡文物保护的大型考古发掘活动中，峡江地区的诸多遗址也都出土了与三星堆文化相关的文物遗存。”2007年，陈东曾参与梧桐土遗址旁的大土遗址试掘工作，从此与三星堆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关于三星堆文化，《重庆市志·文物志》也有详细记载：至今重庆境内发现的有三星堆文化遗存的遗址有20余处，比较重要的有位于长江干流的云阳丝栗包遗址、伍家湾遗址、万州中坝子遗址、忠县哨棚嘴遗址、忠县王家堡遗址、涪陵镇安遗址、涪陵蔺市遗址、江津大土遗址等，以及位于乌江流域的酉阳清源遗址。

　　三星堆文化的“峡江类型”

　　出土遗存包括陶器、玉石器等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四川省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长江流域考古队分别对四川和湖北沿长江地带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发现了包括井口遗址群等先秦时期遗址，并对其中一些遗址进行了试掘。

　　1997年进入三峡文物保护实施阶段后，相关部门也新发掘了大量先秦时期的遗址；1997年至2001年，西北大学考古队曾对中坝子遗址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发掘，这些发掘都获取了大量关于三星堆文化的新材料，研究工作也更为深入。

小平底罐。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器盖。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陈东介绍，2002年至2005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现为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忠县王家堡遗址、老鸹冲遗址发现了丰富的三星堆文化遗存，其中部分遗物还具有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一些文化因素，而小平底罐、高柄豆、灯形器、鸟头形把勺、器盖等，则具有典型的三星堆文化特点，有的学者将其称为三星堆文化的“峡江类型”。2006年，四川大学在乌江流域的清源遗址，也发现了类似的考古遗存。

　　梧桐土遗址收获颇丰

　　将围绕金刚沱商周遗址群开展调查勘探工作

　　“梧桐土遗址处于渝西长江干流，是成都平原与峡江乃至江汉平原考古学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节点。这次的考古发掘中，我们也收获颇丰。”陈东介绍。

　　据了解，梧桐土遗址为“考古中国·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的重点子项目之一，对于推动国家文物局重大研究项目“考古中国”和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物保护利用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开展实施考古发掘，发掘面积为500平方米。

砺石。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有肩石斧。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梧桐土遗址商周遗存丰富，遗迹包括商周、汉代等灰坑、窑址。”陈东介绍，遗址出土了石璋、有肩石斧、砺石、刮削器、盘状石器和陶小平底罐、陶簋、绳纹陶罐、器盖、高领壶等若干残陶器，“商周遗存以及具有地方特征的陶器、石器，丰富了三星堆文化的考古学内涵，也是除成都平原以外，解决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的转变过渡问题的重要考古实证。”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考古中国·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的课题展开考古工作，整合金刚沱商周遗址群的考古学内涵，以此为基础开展调查勘探工作。”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旨在掌握遗址群所处聚落的规模、结构、布局，从中探析该区域丰富的文明要素。在此基础上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对本区域内的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社会分化和文明化进程进行研究，探讨重庆及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为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做出重庆学者应有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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