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徐悲鴻與學生張安治等人在盤溪石家花園中國美術學院籌備處合影。 （四川美術學院美術館供圖）

在20世紀中國現代美術近百年的發展歷程中，1937-1949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重慶保護、保存、發展、壯大、推進中國美術所作出的貢獻，構成中國現代美術史的重要篇章。

抗日戰爭爆發之后，在10余年時間裡，重慶匯聚了當時中國絕大部分公私美術學校，雲集了當時中國美術界絕大多數名家、名師，舉辦了諸多反響巨大的展覽，開辦了眾多影響廣泛的報紙刊物，創辦了多個旗幟鮮明的社團協會……不但踐行著“藝為人生”“以藝救國”的歷史使命，同時秉承“人生為藝”的理想，推動著中國美術的現代化進程。

正是因為這一群身負文化和藝術使命的名家、名師帶領各自美校的師生，團結社會各方的力量，以重慶為陣地，以畫筆為武器，在隆隆戰火中砥礪前行，使藝術之光如黑夜蒼穹中的星漢，燦爛和慰藉著苦難中的同胞，使同胞胸懷國家獨立之願景、民族復興之希望。

根扎重慶、依托四川美術學院，我們希望通過“星漢燦爛：中國現代美術在重慶(1937-1949)”展覽，以及同名出版物、主旨論壇、專題講座等系列學術活動，引起學界對抗戰時期重慶在20世紀中國美術史發展中的歷史地位與杰出貢獻的關注與思考，為當下重慶文旅事業的發展推波助瀾。

本次展覽由四個學術板塊構成。在“名師雲集：中國現代美術先驅在重慶”板塊，重點梳理和展出深刻影響中國現代美術發展的名師大家的“重慶時期”，主要涉及他們藝術創作的奠定期、轉折期、風格形成期、個人創作巔峰期……此次，這些名師大家的“重慶時期”作品被重點呈現，以豐厚以往的美術史書寫，凸顯重慶的人文地理、風土人情、地容地貌給予藝術家的文化滋養，凸顯重慶在眾多杰出名師大家藝術生涯中的重要性。

比如，徐悲鴻是在重慶的近10年時間裡，真正開啟了他一生的理想——中國畫改良實踐，創作出大量新國畫、彩墨畫，代表性的有《群奔圖》《巴人汲水圖》《愚公移山》《山鬼》等作品。也正是在重慶時，他確定了現實主義的核心創作觀念，關注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關注現實、注重作品的人民性。

林風眠在南岸一間倉庫裡隱居7年，也迎來了個人創作的高峰期。在巴渝山水與人文環境的滋養下，他將西方油畫的表現手法與傳統水墨寫意相結合，又立足於傳統，尋求本土現代性的建構，《青衣女子》系列奠定了他后來的藝術大師地位。

在中國畫革新領域取得重要成就的傅抱石，將山城霧都獨特的雲蒸霞蔚、煙雨迷蒙的感受訴諸於筆端，將傳統中國畫的皴、擦、點、染進行現代風格的轉換，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抱石皴”。

與傅抱石毗鄰而居的摯友宋步雲，同時期也創作了大量異曲同工之妙的巨幅山水畫，以及影響深遠的水彩畫。葉淺予、李可染重慶時期的國畫創作，難得一見地記錄下頑強的國人在戰爭蹂躪中依然向美而生的頑強生命力，清新脫俗的“新文人畫”氣息扑面而來，讓人一時間忘記了頭頂上隆隆的轟炸聲。宗其香早在求學階段就以開創用水墨、彩墨描繪重慶夜景、巴渝光影題材的系列新國畫創作而聲名遠播，以刻畫嘉陵江纖夫系列作品而聞名巴渝。李斛也在重慶夜景的新中國畫探索、嘉陵江纖夫系列創作方面脫穎而出，熠熠生輝。

還有以“以藝救國”為歷史使命的版畫家們，先后成立重慶木刻研究會(1937年初)、中大木刻研究會(1939年3月)、現實版畫社(1940年秋)、中國木刻研究會(1942年1月3日)(后更名為“中華全國木刻作家協會”“中華全國木刻協會”)，從而凝聚了當時全國各地的版畫家。在重慶的黃榮燦、汪刃鋒、王琦、丁正獻、謝梓文，李少言、江敉、林仰崢、王樹藝、謝梓文、張漾兮，在延安解放區的古元、彥涵、焦心河、荒煙、李樺、陳煙橋、胡一川、沃渣等，紛紛將自己的作品送到重慶參加展覽。

在“名校匯聚：中國現代美術教育在重慶”板塊，重點呈現抗戰時期內遷和新建的7所美術學校(研究機構)在重慶辦學的狀況。

其中，1937年，國立中央大學由南京遷至重慶，師生1500余人，員工及家屬共計4000余人，於瀕臨嘉陵江的鬆林坡建校復課，是戰時內遷的首個藝術院校。在課程設置與教學理念上，國立中央大學立足傳統，融匯中西，強調系統，注重人才的個性化培養。反映在教學中，除引進西方的素描、透視學、解剖學、色彩學、西洋美術史外，同時開設了傳統的書法、篆刻、詞選、國畫勾勒、國畫概論、中國美術史、中國文學史等課程。當時在中央大學任教的老師有：徐悲鴻、陳之佛、呂斯百、龐薰琹、吳作人、張大千、謝稚柳、傅抱石、黃君璧等眾多名家大師。

這一板塊梳理出藝術院校在抗戰時期中國美術教育教學上的發展，展現了重慶在保護、保存中國美術教育師資、培養學生、向社會輸送美術專業人才方面所起到的保存火種、薪火相傳、繼往開來的歷史貢獻。

在“展刊連台(聲名遠播)：中國現代美術傳播在重慶”板塊中，整體呈現抗戰時期重慶舉辦的各類美術展覽500余次，西遷與創辦的美術報刊雜志70多個、組建的美術社團9個。其中全國性質的美術團體、美術機構主辦的大型綜合展覽30多次，以及眾多藝術主張鮮明的系列展覽活動。

如，有以“藝為人生”，以畫筆為武器，直面社會現實，關懷民生疾苦，控訴侵略戰爭罪行的現實主義展覽﹔有以“人生為藝”，以畫筆為探測器，思考生命意義、藝術意義、人生意義、文化意義的現代主義展覽﹔有以“保護中華民族文化”為己任的“敦煌”系列展。

與之相呼應的，是如雨后春筍般紛紛西遷和創建的美術報刊雜志，及時為這些展覽、美術會、畫家、作品發力發聲，形成了以文化藝術為陣地的“重慶力量”。

無論藝術主張如何不同，但在重慶的中國美術界空前團結，同仇敵愾，共同以藝術之名為當時處於水生火熱之中的苦難中國發聲，且聲震寰宇，使全中國及時看到、聽聞和記錄下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一切，不僅僅是天空中敵機不絕於耳的轟炸聲，還有中國人民堅貞不屈的愛民族愛國家的拳拳赤子之心聲。

在“藝術地圖(星星之火)”板塊中，以跨學科的“人文地理學”視角切入，以新藝術史的研究方法，重點觀照重慶特殊的空間、地點、文化景觀與抗戰時期重慶美術界的互動共生關系，從微觀與宏觀兩個方面建構全景式的重慶藝術地圖。

在當年的重慶，因大批藝術家聚集於鳳凰山，由此形成了“鳳凰山藝術家群體”，而在鳳凰山頂，有10間磚瓦平房，分別居住著秦宣夫、常書鴻、王臨乙、呂斯百四家﹔在盤溪的石家花園，徐悲鴻與他的弟子們居住於此，並創辦了“中國美術學院”﹔江津的五十三梯則匯聚了武昌藝專過來的上百名師生。那段時期，每年都會有數十個展覽舉辦，可謂名家匯聚，盛況空前。

1937-1949年，在抗戰的背景下，重慶成為了中國現代藝術的中心，大量藝術家聚集於此，共同推動著中國美術事業的轉折與發展。名家大師的“重慶時期”，“以藝救國”所匯聚的“重慶力量”，以及報刊、雜志向全國發出的“重慶之聲”，共同成就了中國現代美術的“重慶敘事”。

也正是從這個角度講，重慶在現代藝術發展中的貢獻，不僅成為了抗戰美術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20世紀中國美術史最為重要的華章。

(何桂彥系該展總策劃、四川美術學院教授、四川美術學院美術館館長﹔紅梅系該展主策展人、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中央美院美術館理論出版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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