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1月1日开始,长达十年的长江“禁渔令”开始实施。“禁渔令”实施已近半年,但记者近期暗访发现,长江偷捕鱼类现象并未禁绝,“江鲜”仍在暗中交易,有的一公斤能卖6000元左右。暴利驱使下,对长江鱼类的捕捞、运输、销售,已经形成完整的地下产业链。
有商户表示,“刀鱼的价格比往年涨了一倍,供不应求”
10多条刀鱼依次排开,江虾占了半个水箱……这是记者近期在长江沿线某市水产市场看到的景象。
“清明后刀鱼刺变硬了,小江刀一公斤500元,超过二两的1公斤800元。”一位鱼贩子称,江虾的价格也在一公斤300元左右。
在另外一个市的商贸批发市场,一位纪姓商户告诉记者,吃“江鲜”需要通过特殊渠道提前两天订货,“很多‘江鲜’馆都从我们这里拿货”。
长江刀鱼被誉为“长江三鲜”之一。由于环境恶化、捕捞过度等原因,近年来刀鱼资源严重枯竭。随着数量减少,价格不断走高,一些不法分子为获取暴利铤而走险。
“物以稀为贵,越是禁止、价格越高。”当地商户告诉记者,“刀鱼的价格比往年涨了一倍,供不应求。清明前的长江刀鱼刺很软,一公斤甚至能卖到6000元左右。”
由于市场需求旺盛,在长江捕食野生刀鱼屡禁不绝。记者在多个发生交易的市场上没有看到监管人员。有商户说:“他们来我们就躲,他们走了我们卖。”
某市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等曾联合开展长江水产品专项执法行动,工作人员透露:“执法中发现,私下里还是有偷偷摸摸点对点的销售,在一些餐馆发现有长江水产品。”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出台《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保护岌岌可危的长江生物资源。但记者发现,“禁渔令”下,一些人还继续在珍稀物种保护区偷捕。
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近期破获一起案件,3名犯罪嫌疑人在凌晨驾驶小渔船开到江豚保护区,使用自制的电抄网捕鱼,短短3个多小时就捕捞150多公斤的渔获物。
非法电捕是主要方式,偷捕和销售呈组织化、专业化
“长江禁渔后,受暴利驱动,一些原先并非渔民的人也加入偷捕。”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曹钦说,这些人主观恶意大,反侦查能力强,呈现组织化、专业化特点。
曹钦说:“而且,他们与渔民不一样,不是个人或夫妻俩,通常是一个团伙协同犯罪。”
据中国海监江苏省总队三级调研员岳才俊介绍,长江禁渔以来,渔政部门已组织开展4次省级长江渔政专项执法行动,收缴违法违规捕捞网具近1000套,没收渔获物120公斤,查处非法捕捞案件58起。
岳才俊说,从查获的较大非法捕捞案件看,非法捕鱼团伙常常使用便携式电鱼设备,快艇分工协作,执法取证难度大。
据警方和渔政部门反映,长江渔业资源的捕捞、运输、销售已经形成一条非法利益链,“鱼需要当天处理,凌晨就被运到各大饭店或水产市场,利益相关者都是共谋”。
此外,为逃避监管,不少偷捕人员选择夜里作案。扬州市公安局滨江派出所所长王明超说,黑灯瞎火,船只容易发生碰撞,江上执法危险性大。偷捕人员软暴力抗法现象也十分常见。
长江生态保护需加强部门联动,实施多环节监管
长江是世界上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河流之一,也是维护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十年“禁渔令”旨在让长江休养生息。
但承担保护长江重任的渔政部门,人员却严重不足。中国海监江苏省总队渔政执法处处长陈建荣说,长江江苏段400多公里,有渔业执法资格证的只有217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约100人。
装备同样捉襟见肘。记者在扬州市广陵区新坝渔港看到,这里停着全区渔政部门唯一的一条执法艇。“这条执法艇只有6.36米长。”该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唐明虎无奈地说,这样的技术装备很难满足高强度、全天候的禁捕执法监管需求。
为弥补长江渔政力量不足等问题,江苏试点聘请退出捕捞的渔民为护渔员,建立护渔队伍。“他们熟悉水上情况,适应水上工作,效果明显。”王明超说。
扬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石说,要加强渔政执法力量和装备建设,同时加强信息化装备的配置和应用。目前,扬州等地已在重点水域或问题易发江段安装视频监控,并借助无人机在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开展区域巡航。
有关人士认为,长江生态保护需加强部门联动,对捕捞、运输、销售、餐饮等多环节进行监管。
记者还发现,一些渔民因文化程度偏低、年龄偏大,上岸定居后就业率不高。“长江禁渔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渔民真上岸,才有人与水的真正和谐。”长江淡水豚保护专家章贤认为,要进一步加强渔民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顺利转型。
(据新华社记者沈汝发、秦华江、杨丁淼报道)
《 人民日报 》( 2020年06月16日 1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