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磁器口到团结村一座内陆山城的开放轨迹

原标题：重庆人文地标大揭秘|从磁器口到团结村：一座内陆山城的开放轨迹

　　文化巴渝消息，中华有一城，生于西南群山之间，长于长嘉两江之畔。

　　地处西南一隅，区位偏僻、出入艰辛，曾让这座城饱受交通闭塞之苦。

　　一如大诗人李白所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又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所说：“这是一个极为不幸的人类居住地，连一块平地也没有，在城里往来要像山羊一样忽上忽下，一切东西都似乎蒙上了四分之一英寸厚的灰尘……”

　　先天不足，后天来补。

　　生活在这座城的人们，怀揣着打破闭塞、通达四海的梦想，展开了一场持续千百年的漫长接力。

　　在跨越山海的守望中，在经年累月的努力后，这座城不仅突破了地理阻隔，更日益崛起成为中国西部联通全球的开放高地。

　　这座城，就是重庆。

　　今天，就请各位看官跟随巴渝妹的脚步，在重庆两大开放地标间辗转，体验一下这座内陆山城走向世界的艰辛轨迹——

　　上篇·磁器口

　　石码头下，石板路上，流经磁器口的嘉陵江，涛声依旧。

　　透过这涛声，你能听见昔日纤夫的号子，能看到百舸争流，甚至能再次乘上那些着满载瓷器和巴蜀特产的舫舟，去往梦想的下一个渡口。

　　磁器口，不仅是闻名全国的旅游景区，更浓缩了重庆包容开放、通达域外的岁月痕迹。

　　缘起·“龙隐”传奇

　　4月3日，绵绵细雨中，刚刚重新开放的磁器口古镇略显寂寥。

　　沿着一尘不染的老街，巴渝妹在古镇中徜徉。

　　抬头仰望，但见老街一侧山坡上，一座古刹屹立雨中，很有些诗人晏几道笔下“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归”的诗情画意。

　　古刹名曰“宝轮寺”，始建于宋，兴盛于明清。

　　这座寺庙，见证了磁器口传奇的缘起。

　　话说明朝建文四年，燕王朱棣为争夺皇位，自封地发兵南下，进击当时的都城南京。

　　燕军一路高歌猛进，成功攻克南京，朱棣如愿登上皇帝大位，是为明成祖。

　　民间传说，黄袍加身之际，朱棣心里却老不踏实。

　　为啥？

　　因为被他废掉的“前任”、建文帝朱允炆——“失踪”了。

　　正史记载，金陵城破时，建文帝自焚殉位。但无数野史却又传说，建文帝没死，而是趁乱逃出了都城，流亡外地。

　　关于建文帝的去向，坊间野史众说纷纭。其中一种传闻就认为，建文帝来到了位于磁器口的宝轮寺。

　　据《巴县志》记载：“府北三十里有白岩山，山上有寺曰宝轮寺。”传说，废帝朱允炆流亡至此，见宝轮寺香火旺盛，僧侣众多，前来祈福的香客络绎不绝，遂灵机一动，剃度藏进了宝轮寺中。

　　这一藏，便是五年。

　　后来，建文帝曾隐居于此的消息渐渐在百姓间传开，人们便将宝轮寺唤作“龙隐寺”，寺庙所在地也被称作“龙隐镇”。

　　六百多年后，在这座古刹门前的雕梁斗拱之下，犹可见“龙隐禅院”的匾额高悬。

　　再后来，龙隐镇经历明末清初的兵乱，人口凋零、百业疲敝。

　　就在古镇似乎真要“隐”入历史之际，一场“湖广填四川”运动，为这里注入了勃勃生机。

　　磁器口的传奇，就此渐入高潮。

　　巅峰·绽放在浪花上的梦想

　　午后，阴雨初歇。

　　磁器口老街另一侧，随数十级石阶顺坡而下。

　　石阶尽头，便是磁器口古码头遗址。

　　如果说宝轮寺见证了磁器口传奇的缘起，那么这看似毫不起眼的古码头，便记录了这个传奇的高潮。

　　三百多年前，为恢复巴蜀地区的生产力，清廷决定以行政手段“徙民迁蜀”。

　　这便是举世闻名的“湖广填四川”运动。

　　这场持续百余年的大移民，拯救了几乎倒退回原始状态的巴蜀地区，也拯救了濒于消失的龙隐镇。

　　清朝初年，怀揣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开拓新家园的梦想，数以百万计的移民从东部各省西入重庆，繁衍生息。

　　来自福建的江生鲜便是其中之一。

　　到重庆后，江生鲜决定靠祖传的制瓷绝技糊口，于是在当时属龙隐镇地界的歌乐山青草坡创立沙坪窑，凭借当地丰富的瓷土资源，烧碗制壶、创业谋生，此后生意顺风顺水。

　　在江家窑厂的示范下，龙隐镇窑厂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运输瓷器的力夫、马帮和销售瓷器的门店也云集于此，形成了瓷器生产、运输、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据史料记载，龙隐镇瓷器产业最盛时，曾云集大小窑厂70余家。

　　因此，早在清康熙年间，官府公文便开始将这里称作“瓷器镇”。

　　从清朝直至民国，龙隐镇产业不断壮大，无数“重庆造”的“蜀瓷”被力夫和马帮运出窑厂，驮到磁器口码头装船，再顺江而下行销嘉陵江及长江沿线。

　　龙隐镇，由此成为旧时重庆联通全国的桥头堡，也见证了“开放包容”的基因，一点点融入这座内陆山城的血脉。

　　至抗战时期，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成为整个抗战大后方的物资中转基地。

　　磁器口也被赋予了全新使命——向嘉陵江中上游转运棉纱、布匹、煤油、盐糖、洋广杂货、日用百货、五金颜料等工业产品，同时集散大量土特产。

　　据史料记载，当时每天都有300余艘货船进出磁器口码头，平均载重10吨以上。古镇上，商号、货栈和各种作坊星罗棋布，多达1670余家，另还有摊贩760余户。

　　其间，“龙隐镇”渐渐被唤作了“瓷器口”。又因“磁”通“瓷”，这座因瓷而兴的港口，最终定名为“磁器口”。

　　抗战期间的磁器口，不仅仅是物流交汇的枢纽，也成为重庆乃至中国人文精神的一座地标。

　　距古码头遗址不远的滩涂上，有一排古旧的石阶。

　　石阶旁，耸立着一块石碑，上书一行朱漆大字：“徐悲鸿巴人汲水图取景地。”

　　这块石碑和其身后的石阶，见证了磁器口的又一个传奇。

　　抗战时期，大量文化教育机构内迁重庆，无数能人志士云集陪都。

　　其间，“国民政府教育部美术委员会”就设在毗邻磁器口的凤凰山。

　　傅抱石、王临已、丰子恺、宗白华、张书族等名家巨擘，也就此和磁器口结缘，形成了闻名全国的“沙磁文化圈”。

　　国画大师徐悲鸿，亦在其列。

　　客居重庆期间，徐悲鸿经常到古镇写生。他看到当地百姓顺石阶而下、到江边艰难取水，不禁心生感怀，于是创作了名作《巴人汲水图》。

　　这幅画，饱含着大师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关怀，也以负重取水的“巴人”为象征，展示出抗战时期的中国坚韧不拔、负重前行的精神。

　　磁器口，就是这种精神的载体。

　　对此，沙坪坝著名文化学者李波说：“作为重庆抗战文化的重要载体，磁器口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枢纽’，更是一个精神上的‘中心’。”

　　上世纪五十年代，青草坡瓷土矿逐渐枯竭，加之码头迁出古镇，喧嚣了五百多年的磁器口由此沉寂，直到20世纪末，转型成为旅游胜地。

　　昔日的开放地标“华丽转身”，重庆的开放之梦却远远没有终结。

　　巧的很，同属沙坪坝的团结村，就成为了这座城市开放新历程的见证。

　　下篇·团结村

　　一条向西拓展的国际物流大动脉，让距离沿海2000公里的重庆，和亚欧大陆紧紧相连。

　　一条向南延伸的跨国大通道，乘载着重庆开放的炽热梦想，越过中国西南连绵的群山和密布中南半岛的热带雨林，一路通达世界物流中枢——马六甲海峡。

　　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

　　一“横”一“纵”，两条国际物流大动脉就像伸向世界的两条手臂，在重庆连接长江经济带，形成了一个横亘亚欧、辐射全球的巨大“Y”字，不断推动这个内陆开放高地崛起。

　　沙坪坝兴隆场团结村，就是这个“Y”字的交汇点。

　　一“横”：改写“基本常识”的创举

　　4月3日，距磁器口十余公里的团结村火车站，再次响起了高亢的汽笛声。

　　汽笛声中，一列装载42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渝新欧）驶出站台，朝东欧国家立陶宛一路奔驰而去。

　　在弥漫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阴霾下，中欧班列（渝新欧）始终保持稳定发车，成为疫情期间中欧国际物流的重要保障通道。

　　作为这条通道的起（终）点，团结村也备受瞩目。

　　要知道，仅仅在十多年前，“团结村”这个地名，还不为大多数重庆人所知。

　　然而，这里却传承着重庆开放的久远基因。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

　　原来，兴隆场自古以来就是重庆交通要隘。其地北接秦巴驿道、南通茶马古道，是重庆联通南北、通衢东西的咽喉之地。

　　如今的团结村所处的兴隆场及整个西部物流园周边，还可见“一塘”“二塘”“三塘”等地名。

　　对此，既是地方文史专家，又是沙坪坝区物流办党组书记的李波，有着异常深刻的理解。

　　他说：“这些以数字接续的地名，正是当年兴隆场古驿道的驿站名。”在全球化的今天，这里再次站上时代前台，和同属沙坪坝的磁器口一起，成为重庆开放的一种象征。

　　一种坚韧顽强、开放包容、豪爽耿直的重庆人文精神的象征。

　　团结村是怎么做到的？

　　这要从国际物流的一个“基本常识”说起。

　　众所周知，在国际物流体系中，航空运输最快也最贵，公路、铁路次之，水运最慢，但限制最少也最省钱。

　　因此，海运一直是国际物流的首选方式。

　　然而，重庆却远离海洋。

　　因为身处西南内陆，以前重庆大多数跨国物流，必须先顺长江东下2000多公里，到上海转船出海，再发往世界各地。

　　这造成了高昂的物流成本，也成为横亘在重庆和世界之间的一道“鸿沟”。

　　如何填平“鸿沟”？

　　既然向东出海太远，那就向西走陆路，开辟一条打通亚欧大陆铁路运输的新通道。

　　在中央大力支持下，新通道顺利突破了沿途各国和地区在通关机制上的壁垒，有效保证了通关效率。

　　这就是中欧班列（渝新欧）——一条改写国际物流“基本常识”的跨国铁路联运大通道。

　　团结村，由此站上了开放前台。

　　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重庆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助推内陆开放高地不断崛起，中欧班列（渝新欧）各项功能和配套机制不断完善和优化。

　　作为新时代重庆开放地标之一的团结村，也愈发举足轻重。

　　2019年，中欧班列（渝新欧）创造了两项“全国第一”——在所有中欧班列中，按照重箱折算列计算开行数量（即排除空箱，按照实际运输货物折算班列数量），中欧班列（渝新欧）全年开行重箱折算列超1500班，货物价值超过500亿元，皆位列全国第一。

　　在这些“成绩单”背后，团结村和她所在的城市，并没有就此止步。

　　一“纵”：通达马六甲彼岸之桥

　　3月25日，长寿经开区。

　　20多辆运送集装箱的载重卡车，缓缓驶出经开区大门，朝沙坪坝一路奔去。

　　车队的目的地，正是团结村。

　　当天夜里，这些集装箱将在团结村转乘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发往东南亚。

　　和东西走向、联通欧亚的中欧班列“渝新欧”不同，“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南北走向，其目标是位于马六甲海峡彼岸的新加坡。

　　2017年，为助推中新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作为项目运营中心的重庆，开始谋划一条新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助推本地甚至整个西部物流得以直达马六甲海峡，在和新加坡紧密“抱团”的同时，将成渝地区和北部湾城市群、中国西部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紧紧相连。

　　为此，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前身——“渝桂新”铁海联运大通道，应运而生。

　　这条通道以国际铁海联运、跨境公路班车以及国际铁路联运三种物流组织形式，较之传统江海联运，在效率上优势显著——以重庆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为例，传统江海联运需30天以上，西部陆海新通道只要20天。在操作方面，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模式发运流程操作简便、通关顺畅，也颇受市场客户好评。

　　2019年，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战略平台，重庆对东盟进出口1086.7亿元，同比增长43.2%，东盟也因此超越欧盟，成为重庆第一大外贸合作伙伴。

　　对此，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改委多式联运专家组成员李牧原如是评价：“重庆市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展、发挥物流通道对国际贸易的带动作用等方面已经探索出一条新路，并正在有章有序地推进新一轮建设工作。”

　　而这条新通道的起（终）点，正是团结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