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四放開改革開啟中國第二輪商業改革新篇章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解放碑重慶百貨大樓。（重慶百貨供圖）

　　上世紀九十年代，地處西部內陸地區的重慶，以一場突破“禁區”的改革，引領了中國商業改革潮流，獲得國務院肯定，並在全國推廣。

　　這便是發源於重慶巴縣青木關（現沙坪壩區青木關鎮）供銷社的國合商業經營、價格、分配、用工“四放開”改革。

　　“此次改革，在我國掀起了第二輪商業改革新高潮，在中國商業改革開放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6月18日，重慶市商業聯合會原副會長柳鬆回憶起當年的“四放開”改革，依舊心潮澎湃。

　　為自救闖“禁區”，青木關供銷社初試“三放開”

　　1990年7月的一天早晨，巴縣青木關區供銷社派出3名職工，乘車前往朝天門交易市場偷偷採購了100個書包，拿回來自行定價銷售。

　　這在今天看來極為尋常，在當時卻是堪稱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家對國合商業的經營有嚴格限制——指定渠道進貨，指定價格銷售，指定范圍經營，不得越雷池半步。青木關供銷社此舉，無異於突破“禁區”。他們為何要冒如此大的風險？

　　“這也是迫於無奈的自救之舉。”柳鬆回憶，當時，隨著憑票供應體制逐步取消，大批個體戶興起，靠著靈活的渠道和定價搶奪市場。受此沖擊，曾經風光無限的國合商店普遍出現虧損，經營日漸困難。

　　1990年，全市國合商業的利潤從1989年的2.2.億元，猛降至5400萬元，虧損企業達227家。

　　青木關供銷社也陷入了同樣的困境。1989年，該供銷社還實現盈利13.4萬元。但從1990年1月起，其開始連月虧損。至當年6月，半年時間就累計虧損近4萬元。

　　“怎麼辦？”形勢嚴峻，時任青木關供銷社主任羅應舉和他的同事最終決定通過改革求生。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擅自”從朝天門市場進一批書包，然后自主定價銷售。於是，在青木關供銷社購進這批書包的第二天，青木關當地村民發現了一個新現象：個體攤上有的新款書包，供銷社櫃台上也有，並且每個還便宜近5元。

　　兩天后，這批書包全部賣完。一個書包進價10元，售價14.5元，利潤可觀。

　　嘗到甜頭后，青木關供銷社決定放手一搏，全面推行經營放開、價格放開、分配放開的“三放開”改革。1個月下來，以前被個體戶吸引走的大批顧客又回來了，青木關供銷社又恢復了往日的熱鬧。

　　膽子更大些，“三放開”升級為“四放開”

　　一石激起千層浪，青木關供銷社這一改革做法，很快被周邊的供銷社知道了，並引起多家供銷社效仿。

　　巴縣縣政府和縣財辦的領導也表態對“三放開”予以支持。1990年9月，在全市財貿會上，原巴縣副縣長牟啟源匯報了由青木關供銷社發起的“三放開”改革，在會場引起不小震動。

　　有的人贊成，也有的人反對，認為這種做法不符合國家相關規定。

　　時任重慶市副市長張文彬靜靜聽著與會人員的發言，沒有表態。會后，他讓秘書捎信給青木關供銷社：“膽子大一些，步伐快一點”。

　　大約3個月后，張文彬帶隊到沿海經濟特區考察學習。18天急行軍似的考察，令重慶考察團成員大開眼界。“回渝后，考察團提出了發展重慶經濟的8條建議。其中之一就是：把青木關供銷社創造的“三放開”補充完善為經營、價格、用工、分配‘四放開’。”柳鬆說。

　　1991年1月，全市財貿工作會正式提出，在全市國合商業領域試行“四放開”改革。所謂“經營放開”，是要讓企業獲得更大的經營自主權，企業在搞好主營業務的同時，可適當擴大經營范圍、改變經營方式，進一步開拓市場﹔“價格放開”，是要把企業推向市場。除國家定價的商品按規定執行外，其余商品價格全部放開，企業可根據市場需求和價格規律自行定價﹔“用工放開”，是要在企業內部實行合同制和內部待業制，運用競爭機制打破“鐵飯碗”﹔“分配放開”，是要把勞動效率與職工收入緊密挂鉤，實現多種分配形式，拉開分配差距，消除平均主義，不吃“大鍋飯”。

　　一場轟動全國的改革，就此誕生。兩路口百貨公司、人道美商場等11家從全市遴選出來的企業，率先進行試點，充當改革先鋒。1991年4月以后，“四放開”改革從試點階段逐步向全市全面鋪開。

　　重慶百貨大樓順應市場變化，及時果斷調整經營結構，把購銷重點放到新品、精品方面，擴大市場需求大的商品經營規模。同時，推行干部聘用制、全員勞動合同制，形成職工能進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工資能升能降的運行機制。

　　到1991年底，重慶推行“四放開”的國合商業企業已有500余家，佔比達到80%。

　　改革見效快，“四放開”引領全國商業改革潮流

　　“通過改革，重慶國合商業企業在經營管理理念上，實現了由‘抓購’到‘抓銷’轉變，經營特色突出，有力地提高經濟效益。”柳鬆說。

　　更為重要的是，改革促進了企業內部經營機制的轉換，增強了企業活力，提高了企業經濟效益。1991年，全市國合商業實現利潤8500多萬元，比改革前的1990年增長51%，整體上扭轉了此前兩年連續下滑的趨勢。首批試點企業的改革效果更好——與1990年相比，銷售額總體增長30%，利潤總體增長1倍有余，上繳利稅總體增長40%。

　　憑借“四放開”改革，重慶在全國引起轟動。柳鬆回憶，“四放開”推進不到一年，全國就有350批、近4000人前來重慶取經﹔當時的國家體改委和商業部也派人來渝考察，並充分肯定重慶的做法，認為此舉為全國商業改革帶了一個好頭，推動了商業改革向縱深發展。

　　1991年11月，為推廣重慶的改革經驗，當時的國家體改委和商業部聯合在渝舉行“全國搞好國合商業座談會”。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參會。會上，田紀雲說，“重慶能夠把‘四放開’率先在四川打響，在全國也能夠放上一炮，使全國的商業改革有所突破，就是立了一大功。尤其是在沒有路的情況下，重慶走出了一條路，這對全國的改革是一大貢獻！”

　　“重慶‘四放開’改革，為深化企業改革探索了新路子。這為后來重慶企業更高層次、更深層面的改革，起到了破冰起航的引領作用。”柳鬆認為。

　　市商務委相關負責人介紹，“四放開”改革之后，以產權制度改革為核心的國有商貿企業改革，於1997年在重慶全市范圍內全面推開。從2008年起，重慶商貿服務業邁入大發展階段。

　　如今，重慶早已形成以民營商貿企業為主體、國有商貿企業集團為骨干、外資商貿企業為補充的商貿流通主體新格局。2020年，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重慶社零總額達到11787億元，僅次於上海、北京兩大城市。

　　本報記者 黃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