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立潮頭播火種——先驅者在渝傳播馬克思主義

1919年6月3日，川東學生救國團3000余人游行示威，聲援五四運動。(中共重慶市渝中區委黨史研究室供圖)

3月12日，位於渝中區望龍門二府衙70號的中共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舊址（楊闇公舊居）。記者 齊嵐森 攝/視覺重慶

　　馬克思主義的種子如何在巴渝大地破土而出、為什麼能不斷發展壯大？回顧重慶地方黨組織的創建歷程，緬懷革命先驅的光輝業績，讓我們一起尋訪那段“紅色印記”。

　　偉大開端

　　新文化思潮興起

　　青磚、木窗、石拱門……沿著一條小巷，走進渝中區望龍門二府衙70號——中共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舊址（楊闇公舊居），綠樹掩映下的三層小樓古朴庄嚴。

　　“我們就是要當好‘翻譯者’，挖掘好、傳承好、講述好重慶紅色故事，把紅色歷史更立體、有重點地呈現給觀眾。”在小樓前，市委黨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任黎余告訴重慶日報記者。

　　走進展廳，由渝中區區委、市委黨史研究室主辦的“紅色旗幟 巴渝豐碑”圖片展，正吸引著不少市民駐足觀看。

　　“這裡本是楊闇公父親楊淮清的產業，后楊闇公在此成立中共重慶地委，領導川渝人民參加革命斗爭，在川渝建黨史上寫下輝煌一筆，朱德、劉伯承、吳玉章、蕭楚女等都曾到此活動。”黎余介紹。

　　展廳第一單元是“馬克思主義在重慶地區的廣泛傳播”，其中一張陳愚生的大幅照片格外醒目。“他在川渝新文化思潮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上，是一位承前啟后的人物。”黎余說。

　　陳愚生，四川瀘州人。1919年，他與李大釗等多位以天下為己任的有志青年，成立了少年中國學會，旨在“找尋方向，實現理想”。

　　該學會是五四運動時期存在時間最久、會員數量最多、會員分布最廣的一個進步社團，薈萃了眾多時代精英，會員毛澤東、蔡和森、惲代英、鄧中夏、張聞天、田漢等，都是當時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活躍人物。

　　彼時，新文化運動的春風已吹遍大江南北，而閉塞的重慶仍然軍閥混戰，社會動蕩。

　　1920年底，陳愚生接受川東道尹葉炳臣推薦，到重慶任川東道尹公署秘書長一職。他曾在重慶聯中自治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旗幟鮮明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本不是馬克思才有這種理想，何以今馬克思獨享盛名，讀到社會主義，莫不是推為鼻祖呢？這就因為前此倡社會主義的，只是一種理想，到了馬克思才用科學的方法來証明，才使社會主義，成為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原故。”

　　針對當時重慶的學校多被守舊頑固勢力把持，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仍是老一套等問題，他以一個新時代開拓者的膽識，大刀闊斧地撤換了重慶幾所主要學校的校長，把具有新思想的熊浚、張方谷、沈懋德等人分別委派到重慶聯中、川東師范、巴縣中學等校任校長，並引進了一批京、津、滬及歸國的深受新思潮影響的青年到重慶，讓重慶教育界成為重慶新文化運動中最活躍和最有生氣的領域。

　　不僅如此，陳愚生還創辦了《新蜀報》，參與發起了重慶裁兵運動等。

　　“遺憾的是，1923年，陳愚生因病逝世，但他對新文化思潮和馬克思主義在重慶的傳播起了重要推動作用，是一位承前啟后的人物。惲代英、蕭楚女、鄧中夏等對四川馬克思主義運動起著重要作用的先驅者，都是由他直接或間接介紹入川的。”黎余稱。

　　勇立潮頭

　　迎來馬克思主義熱潮

　　走進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城市之路”展廳以大量歷史文物資料，反映了重慶的苦難和挑戰、面臨的機遇及發展。

　　一件件歷經滄桑的文物，一段段波瀾壯闊的歷史，讓參觀者置身於鮮活的歷史之中，重新發現和認識這座城市。

　　“這是鄧中夏和黃日葵，他們是最早到重慶播下革命火種的共產黨員。”80后講解員高潔正在細心地為觀眾講解。對她來說，“把英雄之城的紅色故事講述給更多人聽，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順著高潔手指的方向，一張老照片格外醒目，照片中的鄧中夏和黃日葵英俊帥氣，意氣風發，目光如炬。

　　1921年暑假，在陳愚生、劉泗英的提議下，川東道尹葉炳臣出面，聘請了北京和南京兩地的學者高一涵、陳啟修、陶孟和以及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鄧中夏、黃日葵（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等人，到重慶舉辦暑期講學會。

　　講學分兩處進行：一處設在重慶總商會，由來自北京的學者和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主講﹔一處設在巴縣中學校內。講學持續了近一個月，在重慶青年中激起熱烈反響，有力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暑期講學會結束后，鄧中夏留了下來，親自主持和領導了重慶二女師學生反對封建教育的擇師運動，全校學生罷課一月之久，迫使重慶地方當局撤換了不受學生歡迎的校長和學監，標志著重慶女青年的進一步覺醒。當時，受他思想影響較大的學生就有鐘復光（“人民音樂家”施光南的母親），后成長為中國早期婦女運動領導者。

　　擇師運動結束后，鄧中夏於1921年10月上旬離渝返京。但他仍然關心著自己培育的這些青年的思想，在給他們的信中附詩《問》：

　　光明在山頂上，

　　可是山前山后，荊棘叢叢，

　　山左山右豺狼阻路，

　　青年朋友們，去呢不去？

　　回京后，鄧中夏繼續投身革命運動，參與發動和領導了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參與創辦了《中國青年》雜志、參與組織領導了省港大罷工等，成為我黨早期的一位卓越領導人和杰出的工人運動領袖，入選中共第二屆、第五屆中央委員和第三屆、第六屆中央候補委員。

　　“1933年，鄧中夏被捕，在獄中任憑敵人使盡陰謀詭計、軟硬兼施，他始終堅貞不屈，同年9月被殺害於南京雨花台。”從事中共黨史研究的市委黨史研究室一處處長簡奕稱，鄧中夏的一生，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的名字將永遠閃耀在中國革命斗爭史冊上。

　　除了鄧中夏、黃日葵，在惲代英、蕭楚女、陳毅等人共同推動下，重慶於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下半年，迎來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熱潮。

　　1921年10月21日，惲代英自武漢來到重慶演講。在重慶聯中的演講中，他以“青年應該怎麼做”為題，猛烈地抨擊了當局政府“爭權奪利、互相傾軋、互相爭殺”，並指出“現在要說青年有希望無希望，隻看我們青年努力不努力”。他的演講讓青年學生受到很大震動。其后，惲代英還在瀘州建立了青年團組織，宣傳馬克思主義。

　　被譽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的著名革命家蕭楚女，更是兩進夔門、三上渝州，播火種於巴山蜀水，所到之處，以報紙和學校講台為陣地，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火種，積極從事青年運動，為促進馬克思主義在四川和重慶的傳播與中國共產黨重慶地方組織的創建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文字當武器

　　論戰反馬克思主義思潮

　　《人聲》《川東學生周刊》《渝江評論》《新蜀報》……在重慶圖書館文獻資料室，保存著一批當年的進步刊物，泛黃的紙張上，每個字仍然飽含力量，似乎要一躍而起。

　　“事實上，重慶跟國內其他地方一樣，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並不是一帆風順，既引起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極端恐懼和反對，也與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林林總總的反對馬克思主義思潮發生了激烈交鋒。”重慶圖書館研究咨詢中心副研究館員唐伯友稱。

　　如，1922年初，陳毅等被法國當局遣返回國后來到重慶，發表了《留法勤工儉學被迫歸國后宣言書》，控訴法國和中國軍閥政府勾結迫害勤工儉學學生的罪行。此后兩年時間裡，陳毅還兩度接受《新蜀報》的邀請，出任主筆，經常發表文章尖銳抨擊軍閥混戰的惡行和社會的黑暗，並與蕭楚女、周欽岳一起撰寫了多篇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文章，以及鞭笞社會時弊的檄文。不少學生、工人、市民、進步團體受到這些文章影響，加入到反對軍閥的戰斗中。陳毅因此被軍閥政府視為最不受歡迎的人之一，令警察廳將他“禮送出川”。

　　不僅如此，當時重慶還有一個頗為有名的無政府組織，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暴力革命，主張工學主義、合作主義，有意通過混淆真理與謬誤的界限來誤導民眾。

　　當時，王右木、惲代英、蕭楚女等人與無政府主義者展開了激烈的斗爭。王右木創辦的《人聲》報經常發文，結合中國現實狀況，運用馬克思主義學說，對無政府主義的理論進行批判，剖析其脫離社會實際的危害性，使許多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青年逐漸拋棄該錯誤思想。

　　惲代英在川南師范任教期間，利用各種機會揭露無政府主義的本質及其危害性，幫助受影響的青年學生轉變思想﹔蕭楚女在渝期間，也經常利用星期天和學生深入交流，向他們傳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常識，使不少學生擺脫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

　　不僅如此，1923年，資產階級右翼分子在法國巴黎成立了中國青年黨，標榜國家主義，並於次年在上海創辦《醒獅周報》，出版多種書籍，進行反共宣傳。他們宣揚超歷史、超階級的國家觀念，鼓吹“全民政治”“全民革命”，欺騙了不少青年知識分子，重慶二女師和重慶聯中一度成為國家主義派的大本營。

　　蕭楚女為此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他在《中國青年》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從理論上又從事實上駁斥國家主義派的觀點。1925年，他還編寫出版《顯微鏡下之醒獅派》一書，針對國家主義派宣揚的各種言論進行了逐一批駁。羅世文、楊闇公、童庸生等人也紛紛撰寫文章批判國家主義派。

　　“客觀上，通過一系列爭論和批判，既進一步傳播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讓具有先進性、科學性、革命性特點的馬克思主義逐步取代了各種紛繁的社會思潮，被先進分子所接受，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影響和思想陣地，也使得大量青年知識分子逐漸認清了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的真實面目，使其影響日漸縮小，最終被廣大青年拋棄。”唐伯友說。

　　火種耀巴渝

　　星火燎原譜新篇

　　“共產黨要打倒欺騙和屠殺工農的國民黨”“共產黨要使人人有飯吃有衣穿”…… 今年1月27日，中共綦江支部舊址(鄒進賢故居)原址修復完畢開放，7幅標語字字千鈞，經歷近百年歲月，仍令人心情激蕩。

　　“中共綦江支部和中共重慶支部（在渝中區中法學校成立）均於1926年1月成立，是重慶地區最早建立的兩個黨組織。同年2月，中國共產黨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又在渝中區二府衙成立。這標志著重慶革命運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並迅速匯入到全國大革命的洪流之中。”簡奕說。

　　她稱，正是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們的不斷努力下，馬克思主義在重慶得到廣泛傳播並吸引了大批青年，為重慶地方黨組織的建立打下了堅實思想基礎，作好了組織准備。

　　事實上，重慶地方黨組織成立前，在重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已開始探索將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路徑。

　　他們中的部分人開始走出書齋，逐漸深入到工人中去，宣傳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提高重慶工人們的政治覺悟，工人運動的內容逐漸突破原來的局限，向爭取政治權利和反帝愛國運動的方向發展。

　　“這些斗爭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與重慶工人運動的初步結合，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共產黨重慶地方黨組織的建立創造了良好條件。”簡奕說。

　　合上歷史卷軸，簡奕似乎明白了中國共產黨歷經百年為什麼能始終站在時代發展前列和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潮頭。

　　“從馬克思主義在重慶的傳播歷程中，或許就能找到答案，先驅們始終能審時度勢、把握大勢，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拒腐防變、抵御風險，勇於變革、勇於創新，與時俱進、與民同在，不斷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不斷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她說。

　　本報記者 韓毅 實習生 柏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