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国际村(资料图片)
豫豊里门牌号(资料图片)
嘉陵新村门牌号
高楼大厦,繁华闹市之中,怎么还会有村?国际村、嘉陵新村这些地名是怎么来的?近日,重庆地名研究专家李正权受邀解读了重庆“村”地名背后的故事。
村地名,南北方有差异
李正权介绍,村,本是乡下聚居的处所。不过,与北方农村不同,重庆农村几乎都是散居。
“散居的处所就不能称为村。因此,重庆农村没有村,只有院子。一个院子,不管规模大小,往往住一家或一姓人。如果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或者有了异性人家,往往就形成场。”李正权解释说,场,开始可能是规模较大的院子,由于地处要道,便于散居的农民交际、交流和交换。一旦固定了交际、交流和交换的日期,就有了固定的赶场天。场,虽然也是聚居的处所,但由于有了商品交换的功能,甚至有了完全脱离农业的商人商业经营者,就不是简单的乡下了,也不称为村。
李正权介绍,重庆农村地名中,过去几乎没有村,如今虽然有了村,也不是聚居的处所,而是行政村,包括若干个大大小小的院子,由政府依据一定规则,划片而成的,与自然形成的村有所不同,与北方农村的村(自然村)完全不是一回事。
里、弄、村引入重庆
“重庆乡下聚居的处所,不叫村,城里就更没有村了。历史上的重庆多为军事要塞,一直偏重于城,直到晚清开埠后才真正发展为市。”李正权介绍,上世纪20年代后期,重庆在两路口、上清寺一带开辟新市区,大量修建房屋。当时,江浙一带经济发达,成为重庆的样板,官员、富人多以江浙一带的东西为时髦,还把江浙一带的里、弄、村等引了进来,重庆才开始有了村。
“最早的一个叫村的,可能是四德村。”李正权回忆,四德村位于渝中区通远门外,当年还是坟山墓地。渝中区干道修通后,刘湘在干道北侧修建了6栋房子,作为其老婆的公馆,以“德、言、容、功”四条女德,取名为四德村(现新德村)。
此外,还有华一村,原是荒坡。1929年刘湘部下李文彬等人在该地开办华一房地产公司,修建了300余栋别墅,因外传其“风水好”,当年的一些富商名流都在该地置办宅院产业。该地取名为华一村。
作为城市道路通名
据介绍,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村作为重庆城市道路通名,如雨后春笋,到处涌现。
“例如,1936年因三个木工在现牛角沱公交枢纽附近各修了一幢房屋居住,其中一个木工的未婚女儿因孝顺父母,友好邻居,死后被立碑纪念,该处就取名为孝友村。又例如,1937年聚兴诚银行在中山三路设立分行,在分行后面坎下修建了职工宿舍,取名为聚兴村(后改名为巨兴村)。国民政府迁渝后,位于其东侧山坡上的居住区被命名为国府村(现人民村)。”李正权说。
重庆最著名的村地名,要数国际村。“抗战时期,美国记者楼和英国海军俱乐部建在王家坡后面、遗爱祠下面的那面陡峭的山坡上,附近又有美国、澳大利亚、土耳其、丹麦等国的大使馆或公使馆,那山坡和那小路上经常都有不同国籍的人来来往往,于是取名国际村。”李正权说,不仅老城外到处都有取名村的地方,老城内也有。19世纪90年代修建若瑟堂后,定远门(闭门)城墙边逐渐成为教友居住之地。1930年民生路建成后,该处就被命名为民生村(现民生里)。白象街城墙外本是荒地,清末民初就形成街巷,因是贫穷人家居住,上世纪30年代被命名为平民村,也写作贫民村(后更名为复兴村、复兴坡)。
抗战内迁企业 宿舍居住区
据悉,抗战时期,大批企业内迁重庆,企业往往将员工宿舍修建在厂区附近。这样的居住区大多都以村作为通名,比如21兵工厂(现长安机器厂)有雨花村、富强村、合作村等,50兵工厂(现望江机器厂)有黄泥村、望江村、大溪村之类。
后来,重庆新建企业职工居住区也以村命名,例如九龙坡火车站(重庆南站)就有铁路一村、二村、三村、四村,还有工人村、电测村、冶金村等。
“一般来说,街、巷、路、道等表示的道路往往是一条线,即使弯曲,即使有拐,甚至有若干岔道,但都有相应的起点和终点。”李正权解释,村则不同,一般是指一片,片内道路可能有多条,相互交叉,甚至错综复杂。在村没有引进之前,一片街区里有多条道路,往往就要用多个地名来指称。
李正权称,这也是重庆街巷地名密度特别高的主要原因。“原临江门城外那近百条标有地名的街街巷巷,如果以村来取名,只需划成若干片,用几个村来指称就可以了。如果没有村作为通名,像国际村那一坡,可能就要用好几条甚至十来条巷来命名。”
在李正权看来,村,不仅丰富了重庆地名的通名,也适应了重庆城市地形地貌的实际情况,值得赞赏,更值得继承。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周小平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