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訪紅色印記|重慶解放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紅旗

5月8日，觀眾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參觀國家一級文物“重慶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紅旗”。記者 齊嵐森 攝/視覺重慶

　　1949年11月30日凌晨，眼看大勢已去的蔣介石匆忙乘坐飛機逃離重慶。當天傍晚，解放軍先頭部隊分幾路從朝天門、儲奇門等地進入市區，重慶宣告解放。

　　1949年12月1日，當涌上街頭的群眾來到抗戰勝利記功碑（現解放碑）時，看到其頂上高高飄揚著一面五星紅旗，一時群情激奮，大家激動得熱淚盈眶。

　　如今，這面“重慶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紅旗”作為國家一級文物，被珍藏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見証著那段令人難忘的歷史。

　　這面紅旗是怎麼來的？用什麼制成？又是誰插上去的？連日來，重慶日報記者採訪了多位專家學者，為你揭開其背后鮮為人知的故事。

　　迎接解放

　　育才師生用被面縫制紅旗

　　走進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這一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國家一級博物館用大量珍貴文物，清晰地勾勒著這座城市的記憶。

　　“這就是重慶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紅旗，它用紅綢被面和黃紙制成。”在講解員高潔的指引下，重慶日報記者看到一面紅旗疊放整齊，靜靜地躺在玻璃展櫃中，已有些褪色，針腳也略顯粗糙。

　　高潔稱，這面紅旗是由育才學校師生用紅綢被面縫制。1980年，原重慶市博物館得知該紅旗的線索后，便派征集部工作人員持介紹信，從育才學校梁承棟老師處征回，一直館藏至今。

　　“時光荏苒，如今雖70多年過去，育才學子每每在博物館看見這面紅旗，心中都會涌起一股別樣的自豪感和責任感。”重慶育才中學校黨委書記郭華稱。

　　據育才老校友駱忍石在《山城的紅旗》一文中回憶：“在解放軍還未到來之前的十一月，育才學校師生就商量制作國旗。趙義熙老師和蘇永靜老師用同事梁承棟老師提供的一幅寬大的紅色綢被面，認真按照當時《群眾》雜志上刊登的國旗尺寸標准制作。由於旗子很大，他倆干脆把綢子鋪在自家的地板上，蘇永靜老師爬在地上一針一針地縫。我和一些老師、同學站在那裡圍看，我透過淚花模糊了的雙眼，激動地感受著這偉大而令人難忘的時刻。”

　　1949年12月1日，為迎接解放軍進城，育才學校、社會大學、紅岩小學三校師生，懷著無比興奮和喜悅的心情，高舉著自制的五星紅旗，敲鑼打鼓，扭起秧歌，走在游行慶祝群眾隊伍的前頭。大家從紅岩村出發，一直游行到小什字，最后把這面五星紅旗插到了抗戰勝利記功碑上，使山城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

　　紅色學校

　　見証了先輩用生命鑄就豐碑

　　為什麼是育才學校的師生自發地制作出山城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紅旗？

　　“這並非偶然，育才學校從創辦開始就有紅色基因。抗戰時期，學校一直受到周恩來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關懷與支持，被稱為‘國統區的小解放區’、大后方的‘小延安’。”郭華稱，育才學校成立之初就有兩個平行的中共地下黨支部，一個黨支部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領導，主要成員為學校的專家學者﹔另一個由中共四川省委下屬的北碚中心縣委領導，主要成員為青年教師和年齡大的學生，江竹筠就曾經直接領導過這個黨支部。兩個平行的黨支部的共同任務是支持、協助陶行知辦好育才學校。

　　然而，育才學校的辦學歷程並不順利，當時國民黨政府非但不給經費支持，還常常阻撓、刁難，甚至是直接封殺。

　　陶行知曾撰文稱:“最近幾個月，我們是過著別有滋味的日子，終日與米賽跑，老是跑在米的后面……這時所有的存款都已墊到伙食上去了。向本地借來的四十石谷子也吃完了，向銀行借來的三萬元也花光了……”

　　1940年9月，周恩來得知情況后，與鄧穎超等同志一起前往古聖寺看望育才師生，鼓勵學生努力學習，並在他們的筆記本上寫下了“一代勝似一代”的題詞，還捐款400銀元資助學校購買體育器材。

　　1943年，周恩來還特地托人送給陶行知一件毛衣和一套南泥灣墾荒生產自救運動時拍攝的照片。陶行知受到啟發，便帶領師生開荒種地，生產自救，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大家吃飯的難題。

　　育才學校老校長李能壽曾回憶說，他於1948年到學校工作，在學校感受到如同解放區一樣的陽光和溫暖，那時學校的學生大多是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介紹來的，大家思想活躍，向往解放區。雖然學校外面還有特務的嚴密監視，但老師和學生們仍關起門來，搞起各種各樣的活動，包括唱解放區的歌曲、排演進步話劇等，滋養了無數追求進步的青年人。

　　“陶行知是一位堅定的教育救國論者，他認為要改造落后的中國，應先改革中國的教育，並創造性地提出了‘生活教育’思想，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注重教育與生活的結合、學校與社會的聯系，教與學、理論與實踐的合一。正是在這一理念的影響下，育才學校共有300多名師生走上革命的道路。”育才中學校長張和鬆介紹說。

　　如今，重慶育才中學仍秉持陶行知老校長的赤誠之心、家國之情，堅持“行知育才，教育為公”辦學理念，發揚“大愛、奉獻、求真、創造”精神，積極傳播行知文化，傳承紅色基因，續寫著屬於新時代的紅色育人故事，為國家培養高素質、復合型人才。

　　獄中紅旗

　　又一面值得永遠銘記的旗幟

　　相比育才師生成功升起來的五星紅旗，在白公館看守所舊址還陳列著一面“獄中紅旗”。

　　“它雖然並未真正升空飄揚起來，但卻承載著獄中革命者畢生為之奮斗的夢想，是一面真正用鮮血染紅的旗幟。”重慶紅岩聯線文化發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館員王浩稱。

　　“獄中紅旗”用繡花被面制成，與真正的五星紅旗不同，其最大的一顆五角星位於旗幟的中央，其余的四顆小五角星則位於旗子的四個角。

　　為何如此布局？故事需從紅岩革命先輩說起。

　　1949年10月7日，被關押在白公館平二室的羅廣斌放風時，被同獄的原東北軍愛國將領黃顯聲叫住。

　　黃顯聲小聲地告訴他，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於7天前在北京成立，國旗是五星紅旗，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

　　放風結束后，羅廣斌回到牢房，把這個消息轉告給了同室難友，大家激動得熱淚盈眶，甚至互擁著倒在地上打滾。

　　夜深后，革命者們仍激動得難以入睡。他們圍坐在一起，議論著國徽、國旗的形狀和式樣。見此情景，羅廣斌動情地說：“同志們，同志們！我們也應該做一面五星紅旗，我們要爭取打著這面紅旗沖出牢門去！”

　　羅廣斌的提議得到大家一致贊同。后據成功脫險的毛曉初撰文回憶道：“老羅（羅廣斌）扯下他的紅花被面（他被捕時帶進監獄的）……我們沒有剪刀，也無針線，完全靠一把鐵片磨成的小雕刀，小心翼翼地劃破被面……”

　　之后，大伙用黃色的草紙做成五角星，可在貼五顆星時，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貼，有人覺得五顆星一字排開，有人認為五顆星相互挨著組成一個圓圈。

　　討論很久后，他們最后決定把大的五角星貼在中間，四個小五角星貼擺在四個角，象征著全國四萬萬同胞圍繞在中國共產黨周圍。

　　毛曉初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經過通宵奮戰，我們終於制成一面五星紅旗了。把紅旗平整整地放在囚房中間，大家圍著紅旗，又是低聲歡呼，輕輕哼著國歌，又是跳，又是互相擁抱……”

　　再后，大伙把牢房牆角邊的地板撬起一小塊，將紅旗疊起來，小心翼翼地藏進地板下，准備等到重慶解放那天，高舉著紅旗沖出去。

　　然而，就在重慶解放前夕，國民黨特務開始分批處決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看守所內的革命者，參加制作紅旗的陳然、劉國鋕、王朴、丁地平在大屠殺中犧牲，隻有羅廣斌和毛曉初等僥幸脫險。

　　重慶解放后，羅廣斌再次回到白公館平二室牢房，找到了藏在地板下的紅旗。之后，羅廣斌與楊益言在創作小說《紅岩》時，把獄中制作紅旗的情節進行了再現，在電影《烈火中永生》、新版川劇《江姐》等文藝作品中也藝術化呈現了革命志士獄中繡紅旗的場景，讓大量觀眾印象深刻。

　　王浩稱，這面紅旗之所以受到廣泛關注，是因其體現了以陳然、羅廣斌等為代表的中共黨員堅定的理想信念，見証了他們不懈斗爭、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並寄托了他們對新中國的美好憧憬。

　　本報記者 韓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