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方銀接受人民網記者專訪。 羅嘉 攝
人民網重慶6月12日電(陳琦、黃軍) 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遺產日,說到世界文化遺產,世界八大石窟之一的大足石刻不得不提。今年5月,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石刻博物館“升格”,“ 升格”后的大足石刻研究院要做什麼?大足石刻的“全貌”是否會呈現在大眾面前?大足石刻背后還有多少未解之謎?著名文物專家、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員黎方銀接受了人民網記者專訪。
站在更高的高度看保護
今年5月,大足石刻研究院由重慶市大足區政府直屬正處級事業單位,調整為重慶市文化和旅游發展委員會直屬副廳級事業單位,標志著大足石刻的保護利用與活化傳承邁上新台階。
大足石刻位於重慶市大足區境內,為唐、五代、宋時所鑿造,明、清兩代亦續有開鑿。大足石刻代表了公元9-13世紀世界石窟藝術的最高水平,被譽為人類石窟藝術史上最后的豐碑。然而,千百年的風吹雨打,也讓這些人類文明瑰寶留下了“淚痕”。為保護石刻,讓文化遺產活起來,大足石刻研究院應運而生,負責大足石刻的保護、管理、研究和合理利用。
黎方銀說,“升格”不僅是大足石刻研究院的光榮,更是大足石刻傳承千年之后的又一份榮耀。它對大足石刻研究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標准。
“我的理解是,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我們站在一個更高的高度、更寬的廣度,立足於世界遺產的大背景、大視野,來思考大足石刻的保護、研究、傳承和利用。對我們每一位工作人員來說,身上的擔子更重了,責任也更大了。”黎方銀說。
仍有未曾開放的神秘石刻
據悉,大足寶頂山的小佛灣石刻目前正在修復,而這一石刻從未與觀眾見過面。
黎方銀說,很多人都看過大足石刻,或者說到寶頂山去參觀過石刻,但其實沒有真正看完寶頂山石刻。
因為在寶頂山,有大佛灣和小佛灣石刻之分。小佛灣石刻建好以后,它的功能主要是供僧人修行用的,不是一個向公眾開放的場所,所以800多年以來都是封閉的,沒有對外向公眾開放。
經過800多年的風雨浸蝕,小佛灣石刻病害非常嚴重。從去年6月底開始,大足石刻研究院啟動了小佛灣石刻的修復,目前進展順利,估計在2023年可以修復完成,屆時將會對公眾正式開放。“到那個時候,希望大家到寶頂山的時候,不僅能看到大佛灣石刻,還能看到這樣一個比較隱秘的小佛灣石刻。”黎方銀說。
大足石刻保護要求越來越高,難度越來越大
風吹、日晒、雨淋、侵蝕,對石刻來說難以避免。當下大足石刻的保護任務重不重?難點在哪裡?
“經過人工雕鑿、處理過的像大足石刻這樣的砂岩石頭,1000年左右是它的一個臨界點。”黎方銀介紹,1000年左右之前,可能石刻處於“青年”“中年”的身體狀態,有一點病能夠抵抗。但是1000年左右之后,它就開始進入老年期了,有一點病害影響就會非常大。而大足石刻正好是處於這樣一個臨界的時間點,所以它滲水厲害,特別是風化破壞比較嚴重,從而對保護工作不斷提出了新的挑戰。
“以前我們通過大量的工程措施來進行保護,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實實在在講,好做的保護項目、容易採取的保護措施,我們基本上都做得差不多了,現在和今后要做的,都是一些病害越來越復雜、技術要求越來越高、需要跨學科綜合性開展保護研究的項目,通俗地講,要做的都是啃硬骨頭的工作。”
黎方銀說,特別是針對文物本體的病害,其保護修復和治理既要遵守文物的真實性原則,更要考慮其完整性和安全性,還要兼顧其社會價值和藝術審美等等,所以文物本體的修復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做支撐,需要慎之又慎。從這個角度講,今后大足石刻的保護工作要求越來越高,難度會越來越大。
目前,大足石刻研究院主要從三個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一是防垮塌,二是防滲水,三是防風化。
大足石刻還有哪些未解之謎?
如今,市面上有很多關於大足石刻的出版物、影像作品,解密大足石刻背后的故事。對大足石刻來說,背后的故事是否已經挖掘完了?還有沒有未解的石窟之謎?
黎方銀說,大足石刻是一座偉大的寶庫,它所蘊含的歷史、人文、科學價值巨大。既然是寶庫,那就是取之不盡,挖掘不完的。所以,雖然大足石刻的研究史已經近百年,但很多未解之謎,還有待於包括觀眾在內的人們去挖掘。
“我舉個例子,寶頂山石刻大概經過了70年左右的時間,由趙智鳳一手主持建造起來,但是我們到今天為止,還沒有發現建造時的一些重要遺物,包括經卷、繪畫、工具、寺院中的寶物等等。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可能哪一天,某位有緣的游客在大足石刻參觀時,於偶然之中發現類似於敦煌‘藏經洞’的藏寶之地,到那時,可能很多未解之謎也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包括黎方銀在內的大足石刻研究人員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把現在發現的、研究的完整地記錄下來,傳承於后世,這同樣是一種保護的重要手段和措施。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歷經14年,在去年出版了《大足石刻全集(11卷19冊)》這樣一部書。出版它並不是說要我們現在就要讀這個書,而是要把我們看到的大足石刻的面貌用各種可以記錄的方式記錄下來,讓這些珍貴資料流傳於后世,這是我們做文物研究工作的重要意義之所在,也是我們文物工作者在這個時代應盡的責任。”黎方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