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山傍水綠樹環繞的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陳列館。本版圖片均由記者齊嵐森攝/視覺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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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愛國實業家盧作孚在重慶北碚創辦中國西部科學院,以科學為手段,開發西部富饒資源。抗戰時期,中國西部科學院全力支持科研機構內遷,使北碚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學術中心”。1943年,中國西部科學院聯絡十余家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共同籌備中國西部博物館,形成戰時科普大觀。
當前,重慶正在舉全市之力打造西部(重慶)科學城,高水平推進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回顧中國西部科學院攬人才、搞調查、興科學、促發展的歷史,就是為了傳承弘揚科學精神,為西部(重慶)科學城建設提供歷史經驗與借鑒。
6月18日,北碚碧空如洗。雄踞於縉雲山下、嘉陵江濱的重慶自然博物館老館——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陳列館迎來了不少慕名前來參觀的游客。
“沒想到90年前,重慶就有一家這麼厲害的民辦科學院!”游客王遙在惠宇樓(當年中國西部科學院理化研究所辦公樓,如今系陳列館大樓)參觀“科學魂 強國夢——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歷史陳列”后感嘆,“這是一個令人心生敬畏的地方。”
讓他心生敬畏的中國西部科學院,是中國人在西部地區創辦的第一家頗具規模的地方科研機構,於1930年建立。該院匯聚了來自五湖四海的人才,為中國西部這一曾經的科學荒漠之地帶來了無限希望,也為重慶留下了一筆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歲月不居,時光如流,從中國西部科學院到如今的西部(重慶)科學城,有這樣一個清晰而明確的主題一直貫穿其中,那就是傳承弘揚科學精神,大力發展科學技術,才能讓國家變得更加富強。
盧作孚舊居
“別人已把我們的家屋囊括到幾間屋子裡去,我們自己還在夢中”
開發西部寶藏刻不容緩
灰牆青瓦、飛檐優美的惠宇樓,給人端庄大氣的感覺。這座“國保”建筑,已在嘉陵江畔的山丘上屹立了86年。
踏入大門,陳列在大廳正中的“中國地形浮雕”頗受矚目——這件由中央地質調查所設計、中國西部博物館(1943年,中國西部科學院聯絡內遷的中央地質調查所等十余家研究機構發起籌建)於1944年制作完成的地形浮雕,如今看起來仍然是那麼的精准而精美。
站在浮雕前,不少人會感到詫異,中國西部科學院為何會在貧瘠的西部成立?
這和一個人密不可分,他便是盧作孚。
盧作孚1893年出生於四川省合川縣(今重慶市合川區)一個貧寒家庭。1907年小學畢業后,他先后來到成都苦學知識,參加同盟會、保路同志會和辛亥革命,赴上海尋求救國救民真理,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李大釗等人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
闖蕩期間,盧作孚結識了很多有識之士,這讓他深刻認識到中國社會的頑疾,點燃了他為中國的現代化而拼搏的熱情。
自1925年從“教育救國”轉為“實業救國”后,盧作孚主要致力於發展民族航運事業和在北碚主持開展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運動。
“他主持的以北碚為中心的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運動,是民國時期眾多鄉村建設實驗中,持續時間最長、成效特別突出的。”西南大學教授、重慶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劉重來說,盧作乎在北碚從事的鄉村建設始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還十分重視發展科學文化事業。
1927年,盧作孚擔任峽防局局長后,大力發展科學文化事業,並於1928年提出建立嘉陵江科學館的設想。該館是中國西部科學院的雛形。
1930年初,為籌建中國西部科學院,盧作孚到處奔走呼號,募集資金,得到了當時一些地方勢力的支持。是年3月至8月,盧作孚一行考察了華東、東北,此行對盧作孚產生了強烈刺激。他在游記中感慨道:“他們(指日本)侵略滿蒙,有兩個更厲害的武器,為平常人所忽視:一個是滿蒙資源館,一個是中央試驗所……別人已把我們的家屋囊括到幾間屋子裡去,我們自己還在夢中。”
考察過程中,盧作孚為創建科學院作了多方努力。他廣泛征集標本,採購各種科學儀器,擬定《科學院計劃大綱》。在此期間,由於盧作孚的宣傳和影響力,建立科學院的構想也得到了丁文江、翁文灝、任鴻雋、胡先骕等學界泰斗的大力支持。
1930年,以開發中國西部寶藏為宗旨的中國西部科學院在北碚成立。院址最初設在火焰山東岳廟,1934年遷至惠宇樓。成立之初,該院設有陳列館、動物園、兼善中學等6部,因受人才制約,沒有建立起真正的研究機構。
1930年10月,化學家王以章來到中國西部科學院,用兼善中學的學生宿舍改建成化驗所,建起了該院最早的研究機構理化研究所,並擔任首任所長。
1931年,農林研究所、地質研究所、生物研究所相繼成立,中國西部科學院的研究工作逐步走上正軌。
游客在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陳列館內參觀
“使外間的人都以技術的力量或經濟的力量來幫助四川”
舉辦中國西部第一次科學盛會
1933年8月19日,星期六。這天上午,縉雲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況——200乘滑竿首尾相連,蜿蜒若蛇,長約二裡,向山上浩浩蕩蕩地進軍。雖然人們都大汗淋漓,但這並不妨礙談笑聲傳遍山谷。
在這些乘坐滑竿的人中,有來自全國各地的100余位科學家,他們是來參加在北碚溫泉公園舉行的中國科學社第十八次年會。這場為期7天的會議,是整個中國西部地區的第一次科學盛會。
“這次盛會影響特別深遠,不僅促進了四川與外部的科技、文化交流,也推動了四川的經濟建設。”劉重來說,當時盧作孚以中國西部科學院院長的名義,邀請中國科學社前來舉辦年會,就是為了增進科學界對四川了解,吸引更多科學人才幫助四川發展經濟。
正如盧作孚在《中國科學社來四川開年會以后》一文中所說:“在外間的人……常常是把四川當作野蠻的社會對待……今天以后,不單是要使外間的人都以技術的力量或經濟的力量來幫助四川,以促成四川各種實業的經營。”
當時,北碚條件艱苦,中國西部科學院是如何迎接這些科學家的呢?
盧作孚二兒子盧國紀在《我的父親盧作孚》一書中寫道:“1933年8月初,我的父親派當時民生公司最大、最好的‘民貴’輪作為專輪,到上海去迎接出席年會的中國科學社的科學家們……出席這次年會的中國科學社社員共118人,其中72人是乘‘民貴’輪到四川來的。”
劉重來說,在年會前后,盧作孚還和多位中國科學社科學家頻繁通信,“從信中可以看到這些科學家極力扶持中國西部科學院的事業,所推薦的人才日后大多成為中國西部科學院的骨干研究人員,為中國西部科學事業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中國西部科學院理化、農林、地質、生物等4個研究所中,地質研究所貢獻最大。”重慶自然博物館館長歐陽輝指著陳列館中年輕時常隆慶的照片說,1932年9月,年僅28歲的常隆慶經翁文灝推薦,由北平地質調查所來到北碚,任中國西部科學院地質研究所主任、研究員。
在1934年至1940年期間,常隆慶和他的伙伴們翻山越嶺、風餐露宿,先后6次進入攀枝花無人區,發現了釩鈦磁鐵礦。經過艱苦考察,撰寫出《寧屬七縣地質礦產》,第一次向世界披露了攀西地區無比豐富的礦藏資源。這一重大發現,拉開了在攀枝花開發礦產,繼而發展成為新中國重要的鋼鐵基地的序幕。
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陳列館展出的植物模式標本
“最大的科學中心是在一個小市鎮上,叫作北碚”
北碚成為“戰時中國科學中心”
在那個艱難困苦的年代,盡管運轉一直受到經費拮據的困擾,但1930年至1936年間,是中國西部科學院發展最好的幾年。
“創設本院諸同仁,以不能忍耐之情緒,不計成敗之意志,毅然作科學之研究,發地下之蘊藏,以求有助於國家……財力不足,則節省開支,以代籌款﹔人力不足,則加倍工作以代增員。”1939年4月,中國西部科學院對其自創辦起至1938年間的工作進行了總結。
1937年抗戰爆發后,中國西部科學院除了苦心經營科研事業外,還積極迎接南京、上海、北平(今北京)等地的科研機構內遷至北碚,無償將科學院所屬研究所的設備、儀器、圖書等提供給他們使用,傾其所有地支持各大科研機構恢復科研工作。
這,就是中國西部科學院為傳承中國科學文化血脈作出的貢獻。
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時期落戶北碚的科研機構就有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中央地質調查所、清華大學無線電研究所等20余家,北碚成為全國“最大的科學中心”,各機構取得的學術成就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劉重來說,正因為盧作孚在北碚創建中國西部科學院、組織召開中國科學社第十八次年會,才使全國很多著名科學家對北碚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正因為盧作孚在此主持鄉村建設而創造的安定社會環境和濃郁的科學文化氛圍,才使全國眾多科研單位在抗戰爆發后,把北碚作為首選的遷建之地。
彼時的北碚,還得到了不少國際知名人士的關注。1943年,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參觀北碚時不無感慨地說:“無疑的,最大的科學中心是在一個小市鎮上,叫作北碚……此鎮有不少於十八所科學團體與教育機關,其中大多數都很重要的。”
除了發展科研,1943年,中國西部科學院還聯絡內遷科研機構籌建中國西部博物館。
1944年,以惠宇樓為展覽大樓的中國西部博物館成立。“這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家綜合了多個學科的自然科學博物館。”歐陽輝說。
博物館設立了地理、工礦、農林、生物、地質、醫藥衛生等六大展館,反映中國,尤其是西部地區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弘揚了我國戰時科研成果,並向廣大民眾傳播科學。
1951年,中國西部科學院與中國西部博物館合並改組為西南人民科學館。
盡管從此中國西部科學院這一機構不存在了,但其精神和藏品卻被如今的重慶自然博物館很好地傳承下來——西南人民科學館經多次機構重組,演變成現在的重慶自然博物館。
2018年,重慶自然博物館對惠宇樓完成修繕,打造了“科學魂 強國夢——中國西部科學院舊址歷史陳列”,對公眾免費開放。
近200件歷史文獻和動植物標本原件陳列在中國西部博物館時期的展櫃中,以低調平實的方式,講述著中國西部科學院和中國西部博物館的歷史貢獻。
展覽尾廳,一束溫和的燈光將展板照亮,上面的文字吸引許多人駐足:“歷史遠去,豐碑永存﹔傳承科學,富強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