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模化養豬 重慶豬肉自給率將達96%以上

彭水縣三義鄉蓮花村一社，豪威生豬養殖專業合作社，工作人員正在投放豬食。（本報資料圖片）記者 謝智強 攝\視覺重慶

黔江區石家鎮長山村，村民在給生豬添加飼料。（本報資料圖片）特約攝影 楊敏/視覺重慶

　　糧豬安天下。

　　為了保証豬肉供應充足、價格穩定，2019年底，我市在“重慶市加快生豬生產恢復發展三年行動方案”（以下簡稱“方案”）中提出：全市豬肉自給率達到96%以上，豬肉價格基本保持穩定。

　　方案公布后，國內一些同行驚嘆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給他們算了一下賬，發現隻要大力發展規模化養殖，這一目標完全能按時完成。”市農業農村委有關負責人表示。

　　規模化養殖如何發揮作用達成目標？是否會沖擊散養戶的養殖致富機會？在消費多元化情況下，市民對土豬肉等的需求是否會被淹沒在規模化生產中？

　　市場倒逼 遭受多重沖擊生豬供應要求提高“自給率”

　　8月3日上午，渝中區學田灣農貿市場。

　　每個豬肉鋪位都打著暖色調的燈光，挂滿新鮮的、帶著檢疫印章的豬肉，選購的顧客熙熙攘攘。

　　家住棗子嵐埡的張萌想做蒜泥白肉。在問幾個攤位的豬臀肉價格后，她終於在老李家選定了一塊。

　　“現在每公斤要52元，比去年這時候要高至少40%。”張萌有些郁悶。

　　“現在全國都是受非洲豬瘟和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豬比以往少了不少。”老李給她分析原因，“等養豬戶數量一起來，價格自然就降了。”

　　“確實現在全國都面臨豬肉‘供不應求’的情況。”市農業農村委畜牧處處長向品居表示。2018年8月出現非洲豬瘟疫情后，市場消費信心受挫，同時因疫情影響生豬調運也受阻，導致去年我市生豬存欄量較常年有較大幅度下降﹔今年上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生豬養殖戶的出欄、運輸和補欄也受到沖擊，使不少養殖戶的生產雪上加霜。在自身產能下降的同時，我國原有的“南豬北養西進”格局也受到挑戰，調入我市的豬肉數量也有所下降。

　　生豬產能的下降，倒逼國家調整政策。在去年3月份農業農村部下發的《關於穩定生豬生產保障市場供給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提到，要實行供給側改革，深入推進標准化規模養殖，根據本地情況“逐步提高生豬自給率”。

　　大勢所趨 規模化養殖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8月4日，黔江區五裡鄉河南村一社。

　　太陽快落山了。57歲的汪文高給家裡唯一的一頭豬喂食。圈裡的豬嗅嗅玉米面和著菜葉的豬食，慢條斯理地吃了起來。

　　汪文高所在的院落原來有7戶人。上世紀80年代，這裡每家至少養5頭豬。有時豬販子跑一趟就能拉到20頭左右，塞滿一車。

　　隨著外出務工的人增多，院裡有3戶舉家外遷，剩下的4戶總共不到10人，隻養了兩頭豬，都是養來自己吃的。

　　五裡鄉經發辦副主任汪文輝，從1982年起就在鄉裡從事畜牧工作，先后任過畜牧站站長、鄉農技中心主任等。

　　“最初時家家戶戶都至少養3頭，全鄉一年出欄六七千頭。”汪文輝回憶，“現在全鄉小散養殖戶還有800多戶，年出欄總量最多不過1600頭——鄉裡23戶規模化養殖戶，年出欄量就超過3000頭，比這800戶多至少一倍。”

　　汪文輝感嘆：“現在散養戶成本高、勞力少，豬肉價格又忽高忽低，所以規模化養殖越來越成為趨勢了。”

　　根據“方案”，我市作為產銷平衡區，到2021年，萬州、黔江等28個生豬主產區縣豬肉自給率要達到100%，多余產能供應市內外，余下區縣為生豬主銷區縣，要通過跨區合作建立養殖基地等方式，保証掌控豬源達到消費需求的60%以上。

　　“發展規模化養殖，既是時代大勢，也是穩定生豬生產、破解‘豬周期’困局的重要途徑。”市畜科院院長劉作華說。

　　正如汪文輝直觀感受到的那樣，“豬周期”期間，豬肉價格大漲大落，對市場波動把握不足的散養戶很難抵御這樣的風險。這些年出欄量隻有幾十頭的散養戶，往往在“豬周期”低谷時退出養殖，進一步加劇了豬肉供應不足的缺口﹔在豬肉猛漲時他們又“追漲”進入，此時仔豬價格高企、飼料上漲，到出欄時往往又逢價格下跌，損失慘重，使得不少人心灰意冷退出生豬養殖。與此同時，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年輕人紛紛進城，農村勞動力老齡化使散養戶的養殖規模和出欄量也逐年萎縮。

　　“非洲豬瘟疫情給我們的養殖者敲響了警鐘。但從我們在基層調查的情況來看，規模化養殖戶比散養戶的防疫意識更強。”市農業農村委獸醫處處長張基明表示，對於規模化養殖場來說，一旦發生疫情將是滅頂之災，因此防疫和疫情監測規模化養殖場場主最積極。張基明在基層培訓和調查時發現，散養戶人員往往年紀較大，其中相當一部分人主動參加技術培訓的積極性不高，“有的對非洲豬瘟了解不多，認為打兩針、喂點藥就行，根本不知道目前非洲豬瘟不能治。”張基明說。

　　“規模化養殖場在糞污處理方面，接受的監管更嚴格，同時綠色生態養殖的理念也更強。”黔江區畜牧發展中心畜牧科科長郭定章說。在人多地少的區域，糞污若無法被種植業消納完，會造成一定的污染。散養戶數量眾多，執法部門很難及時一一監管到位。而規模化養殖場的糞污排放受到嚴格監管，有的養殖戶為增加收入還將其加工成有機肥銷售，“變廢為寶”，污染防治壓力大為減輕。

　　“養殖規模化有利於實現生豬產業的規模化養殖、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向品居表示，這種供給側改革不僅使生豬產量增加，也是通過規模化養殖，實現產業結構、品種選育、疫病防控、管理水平等各個方面的優化與提升。

　　據了解，目前德康、新希望、正邦等全國12家重點養殖企業在我市規劃布局年出欄總量達2200萬頭，已開工建設的生豬規模化養殖場預計年出欄量可達1200余萬頭，佔規劃產能的50%以上。

　　產業合作 讓養豬成為老百姓重要的收入來源

　　“現在豬場條件和寫字樓差不多，溫度恆定在25℃。”萬州區牧潤生態養殖場負責人李德全說，“我們和德康合作才半年，感覺一下從養豬的‘原始社會’踏進了‘工業4.0’。”

　　牧潤生態養殖場位於長嶺鎮安溪村，紅色的豬場掩映在綠樹叢中。10年前，李德全和妻子開起了這個豬場，當時是採用傳統的養殖方式，一年出欄200多頭。

　　“每天從早累到晚，喂食、打掃圈舍、消毒全靠我們兩個人。有時候天氣變化大，豬生病時整夜都沒法睡。”李德全說。

　　去年12月，李德全成為全區首個與德康簽訂合作協議的養殖戶。通過德康的技術支持，牧潤生態養殖場改造了圈舍，引進了現代化的養殖設備。現在養殖場7個員工要管理700多頭母豬和上千頭小豬，年出欄量將達到7500頭。

　　“現在主要是巡察，看豬的採食狀況，重點關注要分娩的母豬，反倒沒以前累。”李德全說。令他津津樂道的是公司提供的防疫措施：設兩道防線，從外界進入豬舍員工生活區要徹底洗澡、更衣﹔從生活區進入養殖區又要重復上述環節。進了員工生活區一般不再出來，而在生活區與養殖區進出，正常情況下每人每天要洗4次澡。

　　開始覺得麻煩的李德全，發現豬兒確實沒怎麼感冒、拉稀了，才知道這樣“麻煩”的防疫措施是科學的。

　　“原來我聽說大戶要進來，我們這些豬養得少的覺得肯定‘沒戲’了。”李德全說，“沒想到他們進來，還給我們提供了更多的致富機會。”

　　巨頭入行，是否意味著普通散養戶的增收空間被擠壓？

　　去年12月26日，農業農村部會同國務院扶貧辦在北京舉行的“龍頭企業帶萬戶生豬產業扶貧項目”集中簽約活動儀式上，全國15個生豬養殖龍頭企業與貧困地區政府簽訂了生豬產業發展合作協議，涉及我市的有3個：德康農牧食品集團與萬州區、秀山縣分別簽訂的100萬頭生態豬養殖、50萬頭生豬產業扶貧項目，分別計劃投資25億元、10億元﹔新希望六和公司與彭水縣簽訂的100萬頭生豬產業扶貧項目，計劃投資33億元。這3個項目建成投產后，年可新增生豬出欄250萬頭，帶動5000余貧困戶發展生豬養殖。

　　“養豬是部分老百姓家裡重要的收入來源。我們希望到萬州、秀山發展生豬產業、帶動扶貧致富。”重慶萬州德康農牧科技公司副總經理江山說。在帶動的方式上，主要是通過“公司+農戶”“公司+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戶”等方式，在當地布局建設核心種豬場和示范場，與有發展意願的生態養豬場簽訂代養協議。在這個過程中，德康與這些養殖戶實現“統一規范布局、統一培訓指導、統一物料供應、統一生產管理、統一回收銷售”的“五統一”，與家庭農場合理分攤仔豬斷奶到育肥階段利潤，既讓養殖戶獲取代養費，又讓貧困戶和村集體經濟組織入股，享受經營收入，構建了從飼料供應、生產養殖到屠宰加工於一體的全產業鏈發展模式。

　　目前，德康在萬州的38個鎮街與86戶簽訂了896個合作生豬生態養殖場單元協議。其中1個單元飼養能繁母豬50頭、年出欄肥豬1250頭，屆時年出欄量可達112萬頭。

　　“根據國外養殖業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我國養殖產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小養殖場還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存在。”向品居說，生豬產業也是這類養殖戶致富增收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去年市政府出台的文件中，明令要加強對散養戶的指導幫扶，“不得以行政手段強行清退”。

　　我市生豬生產發展目標>>>

　　2019年底

　　“重慶市加快生豬生產恢復發展三年行動方案”提出：

　　全市豬肉自給率達到96%以上 豬肉價格基本保持穩定

　　到2021年

　　萬州、黔江等28個生豬主產區縣豬肉自給率要達到100%

　　多余產能供應市內外

　　余下區縣為生豬主銷區縣要通過跨區合作建立養殖基地等方式

　　保証掌控豬源達到消費需求的60%以上

　　數據來源：市農業農村委